隨著一線城市生存壓力加大，不愿意進城落戶，甚至將戶口反遷回農村的“逆城市化”現象，已悄悄在我國一些東部地區的城鄉間出現。浙江省戶籍管理部門調查發現，全省“農轉非”數量從2004年時的57.7萬人降到去年的18.9萬人，降幅高達67%。（8月15日《新華網》）

　　美國地理學家波恩在1976年首次提出了“逆城市化”的概念，用以描述發達國家城市發展過程中人口重心發生變化、城市人口向鄉村居民點和小城鎮回流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城市功能自我優化、減輕空間壓力的內在要求和必然沖動。因此，社會人口離開城市并不一定就是“逆城市化”。
　　以此審視一些東部地區出現的“農轉非”趨勢放緩的現象，我們似乎并不能將其稱為“逆城市化”。甚至可以說，這種現象非但不是我國城市化進入新階段的標志，反倒應當作為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危險信號。
　　在城市化尚不充分的前提下，所謂的“逆城市化”在當前社會并不具備現實土壤。今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宏觀經濟藍皮書》指出，中國截至2008年的城市化率僅為45.68%，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誠然，無論是報道中所稱的“年輕人不愿在城市落戶”，還是前段時間輿論熱議的“逃離北上廣”，都具有“逆城市化”的某些表征，但這其實是一種假象。
　　年輕人為什么不愿意在大城市落戶？最核心的理由是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過于高昂，生活壓力過大。在正常的“逆城市化”進程中，城市人口流向小城鎮是“主動選擇”，而我們國家的這些年輕人絕大多數都是“被迫離開”。入不敷出的生活現實，戶籍門檻的掣肘，將他們變成了大城市的“棄兒”，唯有“逃離”才是符合經濟人理性的無奈選擇。
  　這種“逆城市化”的假象，掩蓋的恰恰可能是城市化過程中的現實矛盾。一方面，現行的戶籍制度仍然是年輕人進入大城市的制度性藩籬；另一方面，基于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勞動分工的城鄉二元分割之勢不減反增。如果任由這種現象發展，對其背后的社會問題不予理會，無異于掩耳盜鈴，也勢必造成更加嚴重的城鄉割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過去數年間的城市化成果。
　  實際上，真正意義上的“逆城市化”有兩個重要前提：一個是現代化的基礎設施開始向農村延伸；另一個是城市市民分福利制度開始覆蓋農村地區。如果不能滿足這兩點要求，勞動者即便現在流向小城鎮和鄉村地區，也將很難享受城市化的成果。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銀行的一次會議上曾說，21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件事情，第一是美國的高科技產業，第二是中國的城市化。言語間對中國城市化不乏贊譽之意。但我們的城市化尚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在這個過程中，對形勢保持清醒認識顯得尤為關鍵。可以說，一些東部地區所謂的“逆城市化”和“逃離北上廣”，都有可能是社會矛盾激化的征兆。要合理釋放這種制度性壓力，進一步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無疑是最為緊要的應對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