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進入這個話題前，我忍不住想贊揚一下中國政府。這兩天，緊跟著IMF對中國第四條款磋商公開信息（PIN）的發布，工作人員報告（Staff Paper）也很快出現在IMF網站上。不消說，這緣于中國政府的首肯。雖然期望披露的態度明確，但說實話，對這份報告的最終公開，我沒敢抱什么希望。一來，似乎遵循亞洲一貫低調的風格，中國政府對于國際性的討論（或曰爭論，尤其是人民幣這樣的敏感話題）并無太大興趣；二來，在此前IMF的信息中，暗示中國選擇不會披露的傾向居多，因此，當公眾得以一睹這份神秘報告時，中國政府選擇透明的舉措，無疑當獲得掌聲。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IMF對中國第四條款磋商相關信息和報告發布的前后，中國央行網站以副行長胡曉煉系列署名文章的形式，全局性地重申以及表達了中國對于匯率政策的立場和觀點，與西方的幾份報告（包括美國財政部的匯率評估報告）形成了呼應局面，在某些話題上，更是恰當地以學術口吻進行了鮮明的交鋒。值得一提的是，IMF工作人員報告對于類似話題的“交鋒”有詳盡的表述。如此一來，正如我們所樂見的那樣，關于中國匯率政策的討論明顯走向了深入。

　　順差走向“懸疑”

　　先從順差說起。2008年末，當席卷全球的危機襲來，中國貿易也遭重創，到2009年5月，出口同比下降26%。此后出口逐漸回暖，及至2010年已經恢復到了危機前的水平。不過貿易順差/GDP在2007年見頂后一路下行，從2008年9.4%下降到2010年第一季度的4.5%。
　　此時，中國政府和西方觀點的交鋒開始出現。無論是美國財政部的匯率評估報告，還是IMF的工作人員報告，都認為中國貿易順差走低緣于刺激政策所推動的進口飆升，財政部的報告還援引了中國央行關于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率高于潛在增長率（Potential growth rate）的說法——在西方看來，隨著歐美市場逐漸復蘇，以及中國經濟回歸甚至低于潛在增長率水平，中國的貿易順差還將走高，眼下5%以下的水平只是暫時現象。IMF還根據BVAR（貝葉斯向量自回歸模型）和GIMF（全球綜合貨幣財政模型）分別測算，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結論：到2012年，中國貿易順差/GDP重返6%，到2014年，達到8%上下。
　　中國政府對此有不同看法。IMF工作人員報告透露，中國方面的預期是，隨著結構改革、工資上漲、匯率的持續變動、城市化進程和人口結構的變化，中國的貿易順差將會基本穩定在4%，不會繼續走高。雖然IMF也承認，考慮到中國各項政策的效果，預期順差規模會比其前述模型結論為低，但顯然高于中國政府4%的判斷。

　　順差的匯率含義

　　為什么順差走向會成為爭論的焦點？奧妙還是在匯率水平里面。
　　在目前的學術研究中，經常項目平衡是分析均衡匯率的重要方法之一。在IMF的三種評估方法中，宏觀經濟均衡法（Macroeconomic Balance, MB）測度的基礎就是經常項目順差。根據IMF公開的CGER模型（2006），其主要方法論是：運用全球面板數據來測算經常項目順差和一組經濟基本面（包括經濟增長率、財政收支、人口結構、國外凈資產、石油順差等）的均衡關系；根據獲得的這組“均衡系數”，以及一國中期內經濟基本面的預測指標，來求得一個貿易順差均衡值（Current Account Norm）。如果這個國家中期內經常項目順差超過均衡值，其匯率就存在低估，反之則為高估。
　　按照IMF的表述，其工作人員認為相對于中期基本面數據，人民幣被相當(Substantially)低估。根據路透社援引康奈爾大學教授Prasad的說法，IMF根據不同方法測算人民幣被低估程度在5%-27%之間。不難想見，IMF的方法就是將中國貿易順差/GDP的預期值（假設是6%）和算出來的貿易順差均衡值進行對比，如果均衡值在4.5%水平（IMF2006年CGER論文中測算的亞洲均衡值為4%），那么人民幣被低估約25%。按照這些數據推算，如果如中國政府所預期的那樣，貿易順差/GDP保持在4%，那么意味著，目前人民幣幣值正好在均衡匯率附近，不存在低估，如此就不難理解中國政府為何堅持這個4%的預測水平。
　　再看看真實有效匯率。IMF表示，目前人民幣的真實有效匯率水平和1998-2002年人民幣的水平相仿，但其間中國勞動生產率相對于其貿易伙伴有大幅提升。但中國政府認為僅僅和1998~2002年的水平比較過于武斷，事實上，目前的人民幣真實有效匯率比1994年匯率并軌時高50%，比2005年的低點高20%，在中國政府看來，目前的人民幣水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均衡值。
　　無疑，這是一場旗鼓相當的較量，雙方都有相對充分的學術證據。然而，若說到主權政府的選擇，任何組織和國家都必須予以充分的尊重。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政府會選擇不再銳意改革。除了雙向波動、真正參考一籃子貨幣等因素外，胡曉煉的系列署名文章中還特別提及，“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又說，“匯率調整會給企業結構調整帶來一定壓力，但若貿易順差仍較大甚至快速增長，就表明企業總體上是適應的，調整是可以承受的”。無疑，匯率調整對行業和企業將構成一定壓力，但如果壓力催生的是千呼萬喚的結構轉型，那么這恰恰是各方所樂于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