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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7-20 作者:劉煜輝 來源:21世紀經(jīng)濟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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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不太擔心中國經(jīng)濟短期的所謂“二次探底”，但這個經(jīng)濟體長期增長的動力卻在漸次枯竭
，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過往中國經(jīng)濟增長三大驅動力正在消失。
一是勞動力紅利，一般而言，經(jīng)濟體一旦越過“劉易斯拐點”，才會有勞動報酬加速上升。而中國工資的快速上升似乎比人口結構的“劉易斯拐點”還要提早了四五年（學者測算中國的勞動力的劉易斯拐點要發(fā)生在2015年后）。個中緣由，只能是泡沫經(jīng)濟吞噬掉了上天賜給中國的這一稟賦。超發(fā)的貨幣大量向資本品走，土地和地產近年來急劇上漲，城鎮(zhèn)的生活成本、商務成本就上去了，勞動者的實際生活支付能力下降，已經(jīng)達到一個不能承受的地步，當然要被迫倒逼著的推動工資上漲。這是相對的，務工成本漲意味著務農機會成本漲，于是牽引著農產品必然趨勢性地漲。反轉過來工業(yè)的利潤變得越來越薄，更多資金從實體出走，推動著資本品價格更快速度的漲，這是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huán)。
二是市場化改革所累積的制度紅利被近十年愈來愈強的國家資本主義所消磨殆盡。越刺激，私人資本生存得越發(fā)艱難。
三是全球化紅利的迅速衰退。本世紀中國承接了世界工廠獲得巨大的貿易
，2001年-2007年內，中國GDP中出口份額從20%躍至36%，幾乎漲了一倍，同期全球GDP中出口份額也從24%升至31%。換句話說，中國對時機的把握近乎完美。而后危機時代，全球化的主題被奧巴馬的出口倍增計劃所替代。中國的出口面臨著全球“圍剿”。
中國的加息決策之所以如此艱難，并非宏觀決策者不清楚早已是“負利率”的事實。中國經(jīng)濟中最強勢的部門意愿決定了貨幣政策的取向。中國的地方政府經(jīng)過過去一年的高歌猛進的投資沖動，早已債臺高筑，今年余額很可能邁上10萬億的平臺貸款，加息一個點，地方政府每年將為此多付出1000億人民幣的利息。如果利率提升5個百分點，國有企業(yè)額外的成本負擔將接近他們目前的盈利。銀行希望拖延更多時間，將儲戶的利息率壓制在低位，這樣能為未來可能的壞賬潮多準備一份彈藥。
隨著CPI隨后數(shù)個月將沖到年內新高，央行加息或許會意思那么一下子，當然也就僅此而已。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時點越來越變得沒有意義。
“保增長、調結構、控通脹”
是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標，即便是儲備貨幣國家都不可能實現(xiàn)。只能講，宏觀決策者心底里面仍冀望于無痛療法，既不想升值也不想加息，或是一種無奈。的確，中國經(jīng)濟一旦放緩腳步，很多棘手的問題會立刻化身為幽靈從蓋子下冒出來，沒有把握處理的情況下，只能捂住，但誰又能保證更長的時間內，這些幽靈會不會進一步演變成更加難以對付的魔鬼呢。
宏觀管理者迷信用微觀手段（定點行政調控、精確制導）來管理宏觀問題，“不全面收緊貨幣解決泡沫問題”不符合經(jīng)濟分析的常識和結論。水位降不下來，即便一個泡沫摁下去，另一個又會出現(xiàn)（可能是債券、黃金、蔬菜、大蒜甚至綠豆……）
在這個格局中，我們其實一點也不擔心政府調控對于經(jīng)濟的沖擊，我們深知政策的機會主義和綏靖的情結，中國經(jīng)濟泡沫從內部刺破的可能性很小。我們最擔心的是外部世界的變化：一是美國因油價失控而加息（這個今年可能性小）；二是美國經(jīng)濟的結構調整進展順利。而這兩個卻都是中國宏觀決策者所無法掌控的。這將決定著中國“寬貨幣”的拐點。
一方面美國工業(yè)再造的戰(zhàn)略布局的進程。美國重新恢復其“重構、創(chuàng)新和再投資”的活力，帶動創(chuàng)業(yè)和就業(yè)活動的集群式迸發(fā)，美國重歸可支配收入增長之路。而另一方面，中國過去十余年成功的三要素在消失：低成本、市場化改革（制度紅利）、運氣好（全球化的紅利），逐步為本幣累積著未來貶值的壓力。
如果現(xiàn)有的模式?jīng)]有變化的話，一旦趨勢逆轉，結果很簡單：一段持續(xù)上漲的美元牛市，資產泡沫化的經(jīng)濟體或是一場災難，成為全球再平衡的犧牲品。
可以講，救贖的機會其實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那就是壯士斷腕，義無反顧的改革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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