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一些專家學者撰文指出，漲薪潮引發企業震動，中國出現了劉易斯拐點。渣打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王志浩先生認為，中國可能早已進入劉易斯拐點，依據也是一些地區的勞動力價格上漲。
其實，“劉易斯拐點”很快到來的說法，近兩年一直不絕于耳。所謂“劉易斯拐點”，是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上個世紀50年代提出的一個人口流動模型。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工業部門具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農業部門擁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只要工業部門能夠提供稍大于維持農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資，農業部門就將轉移過去大量勞動力。所謂拐點，就是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后再也沒有富余勞動力的那個點；當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畢，二元結構便轉變為一元結構。
但實際上，劉易斯模型的局限性很早就被多位經濟學家所發現、補充和修正。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農業勞動力向工業領域的轉移，都是既取決于工業化的發展，也與農業現代化程度緊密相關。而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歷程表明，在劉易斯模型問世后的幾十年中，失業狀況一直存在，且在六七十年代不僅沒有減少，而且愈演愈烈，農村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流動的步伐一天也沒有停止過。
中國人口眾多，發展極不平衡，完成工業化進程、實現現代化，并非指日可待的事情。一方面，我國的農業人口比重仍然很高。另一方面，我國現有城市的數量規模、二三產業的發展和城市建設的進程，仍不可能完全吸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況且二、三產業本身的現代化程度是和其吸納勞動力的程度成反比的。所以，在看得見的未來，我們面臨的主要矛盾仍然會是勞動力的相對過剩，即使與此同時存在的是城市人口的老齡化，以及短時期的結構性短缺。
而所謂漲薪潮，部分專家的觀點也有失偏頗。首先，就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言，本就應該是地方政府的一個規定動作。隨著社會總體工資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物價水平的不斷上升，最低工資標準應該水漲船高。第二，一段時間以來，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報酬標準、福利待遇被壓得過低，與農民工付出的勞動不成比例。即使所有農民工薪酬都上升30%，相比較而言，勞動力也依然是相對廉價的。
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既要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也不要在短期內放棄所有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否則，勞動力短期過剩的矛盾一定還會凸顯。當然，隨著勞動力（特別是所謂的廉價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確會有一些“僅僅看重廉價勞動力的資本”可能要撤走。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日漸雄厚的國內資本會不斷地補充進來。我們不必為此而過度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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