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已經經歷了長達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其間鮮有大的波動和停滯。“即將到來的崩潰”的預言在中國身上屢戰屢敗。但是，中國持續增長的時間越長，就有越多的人相信最終會出現悲劇。
　　在我看來，中國增長神話的惟一特別之處是繁榮時期卓有成效的宏觀調控。
　　毫無疑問，經濟發展和制度改革都可能導致不穩定。事實上，中國中央政府承計劃經濟之衣缽，所制定的增長規劃總是事無巨細，造成了經濟波動，這是20世紀80年代早期不穩定的重要原因。
　　但中央政府十分擔憂泡沫破裂引起失業率上升，因此必須對經濟過熱時期的通貨膨脹負責。地方政府和國企則沒有這方面的顧忌。他們希望獲得GDP高增長，而對由此產生的宏觀經濟后果無暇顧及。他們盡其所能為雄心勃勃的投資項目融資，絲毫不考慮還款和通脹問題。
　　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相對高通脹為中央政府敲響了警鐘：快速增長會帶來宏觀經濟風險。從此以后，中央政府開始轉換立場，屢屢在出現過熱跡象時猛踩剎車。在最近的經濟周期中，中央政府的降溫措施始于2004年，彼時中國剛從2003年SARS所導致的減速中恢復。到2007年末，GDP增長率高達13%，政府對產業（如鋼鐵）和資產市場（房地產）均采取了更嚴厲的反泡沫政策。
　　經濟理論表明，所有的危機都是由泡沫或過熱導致的，因此只要能成功防止泡沫，便能防止危機。與某些國家的政策——在“去監管”上頗有建樹，而在繁榮期對泡沫疏于防范——相比，中國的做法要好得多。世界經濟的問題在于，所有人都牢記凱恩斯的教誨——在危機爆發時實施反周期政策，而在繁榮期采取放任自由政策，不要有系統性的政策介入。其實治理繁榮才是更重要的，因為這樣可以在一開始就把危機隱患解決掉。在我看來，中國的做法在某種意義上創造了一個真正的“凱恩斯世界”：在微觀層面上發展私有經濟，放開價格競爭，而在宏觀層面上采取反周期的政策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