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企業宣布加薪。其實，中國農民工的工資，早就到了該加薪的時候了。美國勞動力平均每小時工資大約18美元，最低工資標準接近每小時6美元。德國西部工人的工資是平均每小時27.87歐元，東部地區是17.37歐元。墨西哥的勞動力平均工資也達到了每小時4美元，而中國制造業中農民工的工資大多數連每小時1美元都沒有。以平均工資而論，在制造、建筑和服務業，中國勞動力的小時工資只有印度勞工小時工資的60%-80%。中國的出口企業盡管發展迅猛，但歸根到底，大量企業依賴低工資、高耗能、高污染的模式是不能長久的。
　　廉價勞動力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這不是因為各地政府都在上調最低工資標準，而是因為在勞動力市場上，供給與需求的力量出現了扭轉。在工資水平低的情況下，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持續旺盛，但勞動力的供給出現了悄然變化。新增加的農民工大多是以80后、90后為主的“民二代”。首先，第二代農民工的數量開始銳減。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高不可攀的房價、教育費用、醫療費用。進城打工的農民很快就發現，他們已經養不起孩子了。其次，很多“民二代”自幼跟著父母進城，他們已經習慣了城市的生活，對工作的條件、未來的期待，都和其父輩、兄輩很不一樣。他們和城里的孩子一樣泡在網上，能不能上網，會成為他們找工作的必選條件之一。勞動力供給的萎縮、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會帶來勞動力市場的轉折點。未來的勞動力工資將持續上漲，而且工人對福利的要求會越來越高。
　　勞動力成本上漲，將宣告全球低通脹時代的結束。未來的通脹壓力將越來越多來自成本推動，而這是最難以治療的通脹。資本會逐漸替代勞動，這將迫使中國的企業放棄低成本競爭的商業模式，致力于技術創新，逐步提高生產自動化的程度。沿海的企業有一批會轉移到內地。如果農民工不需要再背井離鄉，而是能夠在家鄉上班，這是一件好事。另外，一批沿海企業可能會移師海外，去越南、印度，甚至非洲。這也是一件好事，因為留下來的一定是更有競爭力的企業。
　　在當前勞動力市場上，最缺乏的是勞資之間的工資協商機制。在以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為主的出口部門，缺少能夠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組織。這無形之中增加了勞資談判的難度。最近數年，由于招工機制、勞動力來源等多種因素的變化，農民工的組織程度已經大為提高。在浙江等地調研的時候，我們經常聽到，當地農民工要求加薪的時候，往往是來一車人，講的是同樣的方言。如果上游的河道已經解凍，下游的河道依然冰封，就容易出現凌汛。為了避免洪水泛濫，引導河水浩蕩東流，建立起能夠擔當勞資談判中介的工會組織，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不妨講一個巴西企業的故事。20世紀80年代，巴西處于惡性通脹的困擾之中。在光景好的年份，價格一年漲一倍。在光景不好的年份，比如1990年，通脹率高達1000%。巴西的一家企業Semco當時已經走到破產邊緣。這家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塞姆勒(Selmer)為了保住祖上的這份產業，想盡了各種辦法，都以失敗告終。最后，他告訴工人，要么減少工人的工資，要么裁員。塞姆勒的工人們商量之后，同意大幅度降低工資，但要求管理人員也減少工資，和大家同舟共濟，而且希望加強對公司財務的監督，公司每一張支票上，都必須有一個工會代表同時簽名。工人們還希望等有利潤的時候能有更多的分紅。塞姆勒當時哪里有什么利潤分給大家，所以就答應了工人，反正他損失不了什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一變革徹底改變了企業的面貌。為了省錢，員工們情愿做更多的工作。他們自己當保安和門衛，還到職工食堂里面幫忙。負責監督公司財務的工會代表對每一筆支出都要刨根問底。塞姆勒決定干脆徹底放權。有一次，他需要建一個新廠，他讓員工自己去找廠址，讓他們自己投票，決定到底在哪里建廠。最后，工人們選擇的新廠址和巴西最持久的工人騷動的發源地只有一街之隔，但塞姆勒照樣同意了。結果，臨街的工人上街游行，但塞姆勒的工人們在工廠里忙著技術革新。有一個生產分隊的工人想要在早晨7點開始工作，但是他們發現叉車司機到8點才會上班，于是這個小組的工人個個學會了開叉車。兩個月之內，塞姆勒的公司就不再虧損。四五個月之后，他們居然就有了盈利。最后，塞姆勒的公司很快成為巴西增長最快的公司之一。
　　如果尋找更為徹底的解決之道，恐怕需要每一個企業反思，資方和勞方一定要站在對立面嗎？
　　廉價勞動力時代將一去不復返。因為在勞動力市場上，供給與需求的力量出現了扭轉。在工資水平低的情況下，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持續旺盛，但勞動力的供給出現了悄然變化。勞動力供給的萎縮、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會帶來勞動力市場上的轉折點。未來的勞動力工資將持續上漲，而且工人對福利的要求會越來越高。
　　勞動力成本上漲，將宣告全球低通脹時代的結束。未來的通脹壓力將越來越多來自成本推動，而這是最難以治療的通脹。資本會逐漸替代勞動，這將迫使中國的企業放棄低成本競爭的商業模式，致力于技術創新，逐步提高生產自動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