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在穩定全球金融市場和促進世界經濟復蘇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經過華盛頓、倫敦和匹茲堡三次峰會，各經濟體的政策協調得以加強，世界經濟呈現企穩向好的趨勢。當前，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機制的發展正處于從危機管理和應對機制向確保世界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保障性機制轉型階段。
　　就確保世界經濟長期穩定增長而言，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已經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組織機制保障。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實現了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經濟體制的經濟體之間的政策對話和協調。特別是在去年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匹茲堡峰會上，與會各國分別對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國際金融監管體系、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全球貿易、能源環境、減貧，以及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未來前景的七大領域問題達成了廣泛共識，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并且，此次領導人峰會還以宣言形式推出了“強勁、可持續和均衡增長”框架，為世界經濟長期穩定增長勾畫了基本政策藍圖。借助這一框架，二十國集團成員將加強溝通和協作，確保各自實施的財政、貨幣、貿易和結構性改革的政策效應與世界經濟可持續、均衡增長的目標相一致。在該框架下二十國集團成員將分享政策目標，關注中期內潛在的政策風險評估，確保各國自身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全球增長的趨勢相符合。盡管對于該框架涉及的政策審議和評估存在諸多不同意見，但是國際社會在確保世界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方面的共同利益訴求是十分強烈的。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在保障未來世界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方面的機制性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為持續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建立了一個長效機制性平臺。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臺，在推動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在金融風險防范，減少不確定性方面將發揮更多的穩定器作用；同時在繼續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促進其在全球金融穩定、增長和再平衡方面也將持續發揮關鍵作用等。
　　第二，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為繼續加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提供了一個有效協調和相互配合的機制性平臺。當前歐洲部分國家出現的主權債務危機引發對世界經濟“二次探底”的普遍擔憂，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難度明顯加大。為鞏固全球經濟復蘇基礎，各國更需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和相互協調性，審慎實施退出戰略。特別是，發達國家在實施非常規宏觀經濟政策時，應充分考慮其對世界經濟以及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可能帶來的影響和沖擊。因此，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作為全球主要經濟體進行宏觀政策協調的重要平臺將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在減少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為世界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創造良好制度環境提供了一個高層溝通平臺。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在危機時期常常成為各國政府保護本國經濟利益和應對國內就業壓力的工具。但是，這種以鄰為壑的做法，可能會導致國家間的貿易和經濟戰爭，最終對所有經濟體產生不利影響。在全球經濟政府缺失的情況下，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提供了一個加強合作、反對保護主義的高層溝通平臺，對維護穩定的世界經濟環境，推動多哈回合談判進程將會起到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第四，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為促進綠色經濟發展，形成世界經濟新的增長引擎提供了動力平臺。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已經在推動各國在節能減排、環保技術和新能源開發和應用等領域的合作，為培育世界經濟新的增長點提供政策支持。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初期，政府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為此，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在積極推動各國加強科技合作，依靠科技進步和創新來增強世界經濟增長內在動力方面的積極作用將會日益顯現。
　　第五，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影響力有望進一步提高。過去三次峰會中，各國已經達成了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有關資金、技術支持的初步共識。未來峰會可在支持世界銀行、泛美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地區性多邊開發銀行增資，以及改革方面發揮更多的積極促進作用，確保最貧窮國家在發展資金和技術支持方面獲得更多的實質性援助。只有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實現了經濟增長，世界經濟才有望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的長遠發展。
　　總之，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作為協調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臺地位已經初步確立，但是要有效保障世界經濟長期穩定發展，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在機制建設方面仍需克服三個方面的挑戰：合法性、有效性和組織機制建設。合法性問題的焦點在于二十國集團的代表性盡管比八國集團要大很多，但是依然沒有實現充分的代表性，例如廣大非洲國家和中小國家的代表不足。有效性問題的核心在于如何確保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的議題選擇和峰會成果文件的落實效果。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未來地位的穩固將直接由其能否推動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和均衡增長的目標實現來決定。在二十國集團峰會機制建設上，是否設立秘書處并逐步建章立制依然是一個比較有爭議的問題。可以說，今年多倫多和首爾的兩次峰會是二十國集團峰會機制建設的關鍵節點，關系到全球經濟治理的未來發展和世界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經濟比較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