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沿海省份紛紛提高最低工資，“劉易斯拐點”或已出現，“人口紅利”或正在逐漸消失；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勢在必行；中產階層利益也需保護；提高工資沒有增加社會貨幣供應增量，因此不會引發通脹。
　　今年以來，自江蘇省在全國率先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后，浙江、廣東、福建、上海等地也陸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過20%。而富士康“13跳”后大幅加薪30%以上，也為一些東部省份重視調整低工資收入人群收入水平起到了重要的警示作用。筆者認為，沿海地區調整最低工資現象，會產生一系列社會經濟反應。不過，提高工資不會引發通脹。

  　“劉易斯拐點”或已出現

　　根據經濟學家劉易斯的理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要經歷一個二元經濟發展的過程。其突出的特征是農村勞動力的剩余為工業化提供低廉的勞動力供給，工資增長較慢，雇傭關系不利于勞動者，城鄉收入差距持續著。不過，按照發展的邏輯，這個過程將一直持續到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變為短缺，這個時候若要繼續吸納勞動力，就必須提高工資水平。這也表明，增長方式開始實現一個質的飛躍，從而進入現代經濟增長階段。這個轉換的節點就被稱為“劉易斯拐點”。而我國沿海地區調整最低工資現象就表明，目前我國形成“劉易斯拐點”的時期已經到來，同時也預示著我國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即將結束，“人口紅利”或正在逐漸消失。對于確切的時間，或許比以往學者們普遍認同的2020年左右會提前到來，而且，勞動力短缺在中國的出現絕非危言聳聽。
　　毋庸諱言，數目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在當下的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不過，一旦這個重要角色出現市場短缺，對于整個經濟的挑戰是巨大的。那種粗放的、低水平的、勞動力密集的經濟增長方式，將面臨嚴重的萎縮。同時，隨著我國進入后工業化時代，不斷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的標準，也要求必須提高勞動者的地位和素養，讓他們能生活得更幸福，工作得更開心，做人更有尊嚴。

　　中產階層利益也需保護

　　最近關于社會收入分配的討論談得最多的，除了調整低工資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問題之外，還有中產階層負擔問題。對于靠勞動收入來積累財富的中等收入人群來說，個人所得稅確實是加重其負擔的一大原因。有數據顯示：工薪階層稅收占個稅總稅負的比重已經達到了50%。這些工薪階層，即便近年來個稅起征點一再提高，但因為收入透明、收入渠道少，仍舊覺得稅負過重，只能一再呼吁繼續提高起征點。而像高收入者，卻可以通過很多方式達到逃稅、避稅的目的，越富的人積累就越多。這樣，富裕人群逃稅避稅，真正的絕大多數的低收入人群不用繳納個稅，個稅就卡住了本應作為社會穩定主力軍的中等收入人群，本意在調節社會財富的稅收政策，卻將懷著拾階而上之心的中等收入人群推向了順次而下的困境。另外，財產性收入渠道的匱乏及其不斷縮水，也使其精神負擔更加沉重。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由于我國股市持續一年的暴跌，已使我國廣大中產階層投資者損失慘重；2009年8月至目前股市近10個月的下跌調整，又使這些投資者的財富縮水至少25%。更令中產階層前進乏力的，是其身上背負的住房、醫療、子女教育、老人養老等等沉重的經濟之“殼”，即便是家庭年入20萬也缺乏安全感。照此下去，政府欲建立一個理想的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將永遠是一個傳說。

　　工資調整不會引發通脹

　　對于近期部分省份陸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有些業內人士認為，這些調薪政策可能會進一步加重我國通脹壓力。筆者認為，大可不必有這種擔憂。一是最近一輪大范圍最低工資調整，在某種程度上是對2009年沒有進行相應調整的一種彌補，而且，最低工資的調整幅度滯后于平均工資和名義GDP的大幅上升。二是作為一項衡量最低工資適應程度的核心指標，在中國，最低工資在平均工資中的比重仍然比國際和理論水平要溫和。同本地區的其他經濟體相比，中國目前的最低工資水平看起來并不是特別高。三是隨著最低工資上漲，緊跟著的將是一些制造商開始削減工作崗位，這就會促使相關企業在中國的商業模式發生轉變，即由粗放型、低附加值的商業模式轉變成集約型、高附加值的商業模式，因此，這將會形成一個良性發展，從而吸納更多的流動性。四是工資的快速上漲將有助于提高收入，特別是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而目前我國，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和風電設備等多個行業出現產能過剩。可以說，除非我國過剩產能消失，否則對通脹的影響就極為有限。最為重要的是，任何一項社會經濟活動是否會引發通脹，關鍵要看這項活動會否造成基礎貨幣的被動投放和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這也是央行最為關注的。而調整工資屬于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環節，影響的只是貨幣供應量的結構分布，即由企業收入的一部分轉為職工收入的一部分，但整個社會貨幣供應增量并未因此增加，所以，不用擔心會引發通脹。

（作者系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培訓學院教授，高級培訓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