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危機，導致人民幣有效匯率的顯著升值，但人民幣匯率的被動升值，也緩解了當前人民幣主動升值的壓力。因而，歐元危機在降低了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同時，也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提供了一個意外機會。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人民幣匯率事實上重新釘住美元，在6.83左右已經窄幅波動了20個月。然而，維持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穩定，是以犧牲人民幣兌其他貨幣的匯率穩定為代價的。在過去20個月里，人民幣對歐元、日元兩大世界主要貨幣匯率都經歷了兩輪波動，上下波幅大致在15%到20%之間。
　　從降低進出口企業的匯率風險、穩定對外貿易的角度考慮，僅僅追求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穩定，放棄人民幣兌歐元、日元等世界主要貨幣匯率穩定的匯率政策，對中國來說已經不再是一個最優的制度安排。
　　這是因為，歐洲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據相關數據顯示，2009年中歐雙邊貿易總額為4269億美元，遠高于中美之間2983億美元的進出口總額。此外，日本也是中國主要的貿易伙伴之一，2009年的雙邊貿易也達到了2288億美元。
　　從宏觀經濟調控的角度看，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安排等于是放棄了獨立的貨幣政策，讓中國國內的流動性直接受制于美聯儲政策的影響。
　　總之，無論從穩定進出口的微觀層面考慮、還是從提高宏觀調控能力的角度出發，我們都需要改變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
　　這里，有兩種匯率制度可供中國選擇。其一是籃子貨幣，即人民幣匯率釘住一個貨幣籃子，籃子由世界主要貨幣組成。2005年匯率改革時，就曾說過人民幣釘住了一個貨幣籃子，但籃子的構成不對外公布，但2008年以后籃子里明顯只剩下美元。其二是徹底的自由浮動。即人民幣兌其他貨幣的匯率完全由市場供求決定，這是當前歐美、日本等主要國家都采用的制度安排。
　　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釘住貨幣籃子還是釘住單一貨幣，人民幣都處于二級貨幣的地位。二級貨幣表現再好，也不過是其他貨幣的代用品。也就是說，只能鞏固其他貨幣的國際地位，自己卻沒有機會成為一種國際貨幣。如果中國以“貨幣強國”為目標，那么就不能把匯率制度改革的終極目標設定為籃子貨幣。人民幣即使短期內不選擇自由浮動，但長期也一定要實現自由浮動。
　　匯率制度從有管理的浮動轉變為自由浮動的最大風險，就是轉變完成之后的匯率水平完全不可控，有可能大起大落，且對經濟和金融市場造成無法預料的沖擊。有一些研究機構的成果被用來夸大人民幣潛在的升值幅度，如媒體報道但沒有準確解釋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判斷——“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被低估了41%”，從而增加了國內企業家和政府決策者對自由浮動的擔心（fear of floating），一次又一次地推遲了人民幣匯率改革。
  　當前，對人民幣匯率最大的沖擊來自歐元危機。在希臘債務危機的演變過程中，歐元對美元匯率從去年12月底的1.514下跌到今年3月份的1.35左右，跌幅約11%；在4月30日到5月18日的十多個交易日里又從1.33迅速下跌到1.22，跌幅8%。歐元對人民幣匯率也隨之下跌，目前已經降至2002年以來最低位8.3815，并且推動了人民幣有效匯率的上升。據國際清算銀行計算，人民幣有效匯率從去年11月份的110.91上升到今年4月份的113.49。筆者初步估計5月份還可能會上升，人民幣有效匯率在過去半年時間里已快速升值了4.1%，特別是在過去10多個交易日內升值了1.8%。這樣的升值速度已經不再是爬行了。
　　由于受到國內出口部門和外國政府的壓力，我們本來難以決定人民幣是否要升值的，現在人民幣有效匯率竟然“自動”升值了，從而緩解了人民幣主動升值的壓力。這無疑是歐元危機送給中國的一份大禮。然而，如果僅僅把這份大禮理解為“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那就忽略掉了它更加重大的意義。因為，等到歐元匯率走勢逆轉的時候，這份大禮又會被收回去。
　　實際上，在人民幣升值預期較低的時候，正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較好時機。因為，匯率波幅的大小取決于匯改前的匯率水平與匯改后的均衡匯率之間的差距。鑒于當前的匯率水平越接近市場均衡匯率，匯率波動幅度會趨于縮減，也會降低對經濟和金融市場的沖擊。從這個角度分析，歐元危機縮小了人民幣當前匯率與供求決定的均衡匯率的差距，因而也為人民幣匯改提供了一個意外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