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樓事件讓富士康陷入輿論的漩渦，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富士康對公共關系的應對和維護能力依然十分欠缺。
富士康的公關意識、能力與企業實力不匹配。由于產品代工業務面向的是蘋果、戴爾、惠普等國際巨頭，遠離終端市場，與消費者也沒有直接的接觸，因此，長期以來富士康并沒有強烈的公關意識，進而導致公共關系處理能力的薄弱。富士康與媒體缺乏良性的溝通互動，與媒體打交道多是突發事件后的被動應對。危機公關時的許多處理手法也往往顯得敷衍、生硬，這常常讓富士康在輿論氛圍中由主動變為被動，被動陷入更加被動，沒有體現出與富士康規模、實力相匹配的企業實力。
富士康在公眾中已經形成了負面的印象。從“血汗工廠”論，到“3000萬天價索賠記者”，去年的“員工因丟失手機自殺”，再到此次跳樓事件，富士康長期以來以負面新聞為主的媒體傳播已經在公眾中形成了一種自私冷漠、輕視員工和他人的刻板印象。一提到富士康，人們難以產生正面聯想，而企業稍有閃失，極容易招致排山倒海的批評聲浪。即使有媒體與個人從理性角度出發，客觀分析富士康的是與非，也很有可能被指責成富士康利益代言人。
富士康企業中存在傷害企業形象的硬傷。富士康本身存在的管理不足招來媒體和公眾詬病，而其中的某些硬傷更是幾乎挑戰到人們價值觀的底線。有學者曾指出，富士康的管理模式，有特別傳統的臺灣企業的痕跡，即重視伙伴，不重視伙計。這在企業中無形中潛藏了不平等的因素。富士康中兩岸員工的對立，臺干地位高于陸干，甚至開辟所謂臺干專用通道的事實無不沖撞著公眾的對于平等尊重的價值觀，而保安制度嚴密下造成的保安姿勢高人一等而歧視他人則加劇著企業的對立。這些無法掩飾的硬傷只會讓富士康的形象始終存在污點。
富士康沒有注意利用正面事件改善企業形象。雖然富士康尋求的是以降低勞動力成本尋求利潤的發展方式，但對于代工行(601398,股吧)業和制造行業來說，這都是無可奈何的必然選擇。但與同類的絕大多數廠家相比，富士康并不算真正的血汗工廠。因為富士康包員工吃住，還有保險，富士康也在努力完善包括帶薪休假、患病親屬慰問、員工宣泄室等一系列員工關懷措施。汶川地震中捐款6000萬，玉樹地震中捐款3000萬元，其數額遠遠超過許多高利潤甚至獲取壟斷利潤的企業，這對于利潤率極低的富士康來說已算是難能可貴。只是這些事例因為富士康應對公共關系能力的缺乏，沒有為企業正面形象的樹立發揮出有效的積極作用。
公共關系是任何企業都不應忽略的內容。即使不以自主品牌為目的，不直接面向個體消費者，企業也離不開公共評價這一支撐企業發展的外部作用。忽視輿論和公眾的影響力，不注重自身聲譽對于企業有時也將造成沉重的損失。
富士康作為全球最大代工企業，人們必然是以更嚴格的標準審視企業的各種行為，其一舉一動受到社會和媒體關注，微小的無心之失也可能被放大為有意之錯，在一系列企業不能推卸責任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中飽受指責也是不可避免。
對此，富士康不能認為是媒體不公或公眾不解。因為人們對于企業的要求和期待是和企業的實力、地位成正比。富士康不妨以跳樓事件為契機，改進管理不足，也認真分析企業不斷遭受負面新聞的原因，從企業思維到企業執行，
重視公共關系，提高公關能力。
首先，與媒體、公眾建立長期、有效、靈活的溝通平臺。可以定期與媒體溝通相關訊息，更開放更透明地面對公眾。這樣既有利于改變以往富士康在人們心目中封閉、神秘的印象，也能通過長期關系的建立讓媒體和公眾更加關注、了解富士康。在突發事件發生時暢通、有效地傳遞出自己的聲音。
其次，提高應對媒體、維護公共關系的技巧。富士康在許多突發事件發生后對于媒體的響應速度雖然及時了，但因為技巧的欠缺往往使傳播效果大打折扣。請五臺山高僧作法其實符合港臺地區的文化習俗，本可以以港臺地區的習慣作法為由解釋澄清，卻因為只采取簡單的回應，祈福初衷最終被媒體和公眾認為是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回避、迷信心態。因此，富士康還應有更完善的公共關系預警和回應機制，改變單純依靠新聞發言人通過新聞發布會的單兵作戰方式，以更豐富、完善的信息和更技巧的傳播爭取媒體和公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改善企業內部公關環境。公關不僅僅是面向外部，還應面向內部員工，加強與企業員工的溝通互動。一切的公關都只是手段，企業自身才是根本。良好的公關能力只能是為企業加分，而企業的良性運轉才是公關的起點和立足點，更應從企業管理和文化入手解決根本性的硬傷。
經歷一系列員工自殺事件后，富士康理應明白，企業的穩步發展除了利潤、規模、實力等硬實力指標，也包括企業形象、制度、文化等軟實力指標。一味追求企業利潤和規模擴張，忽視企業公共關系的企業隨時可能遭受突如其來的風險。一家無法贏得人們尊敬的企業也許可以輝煌一時，但絕對不會基業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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