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表示，中國將繼續按照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原則，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當前，希臘的震蕩，使美歐等發達國家對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態度發生了微妙變化，也就是說，美歐意識到，如何確保中國經濟發展勢頭，并從中爭取更大的經濟合作，比打匯率戰和貿易戰更加重要。
　　但是，中國政府依然再次鮮明地亮出后危機時代的發展戰略——即保持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節奏，爭取做到在支撐經濟增長和就業水平不下滑的前提下，完成結構調整任務。因為從日韓匯改中可以看出，本幣升值不僅沒有緩解日美、韓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狀況，反而帶來了經濟的空心化和資產泡沫。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貿然推進人民幣升值，更加可能會加速資產的泡沫現象，這一風險要比人民幣匯率大幅增值造成出口減少的風險更大。
　　當然，如果我們滿足于人民幣匯率所帶來的價格競爭優勢，放慢內需培育和企業核心競爭力提高的結構調整速度，那么，中國投資所帶來的要素成本的增加（原油價格、鐵礦石價格的上漲）和要素市場的價格自由化都會沖消匯率的競爭優勢。最終會讓我們的企業自己認識到，除匯率“好處”，還需要具備一些其他方面的競爭力，比如，技術、品牌、服務和人才等。同時，在歐美經濟沒有出現實質性復蘇時，匯率對增進出口的優勢會顯得那么有限。如何打造國內市場，不僅出于歐美國家所覬覦的結果，而且，也是中國企業和廣大勞動者所期望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人民幣匯率的穩步改革，完全是在為中國經濟順利地進行結構調整創造良好的環境。
　　具體而言，在現有的經濟發展階段，我們一方面要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保證工資和勞動生產率的同步增長，以此帶動中國社會大眾整體的消費需求。另一方面，我們要盡快解決有消費能力的社會階層的“后顧之憂”（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保障），讓他們享受到消費所帶來的幸福和快樂。如果這方面沒有很好的起色，而僅僅通過人民幣匯率的調整來抑制出口，可能會出現人們把資源投向金融市場，而不是投向缺乏消費能力支撐的實體經濟。
　　同時也應該看到，在貧富分化的現狀下，由于我們的企業向中國高端收入階層提供高端產品和服務，人民幣的升值反而加速了“富裕群體”走出國門，由此給外國社會留下了中國人今天普遍“有錢”或者說這是人民幣增值所帶來的購買力效果這樣的“誤解”。所以，今天的問題是，如何提高中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即使在中國高度開放的本土市場，也能夠爭取到中國有購買力的消費者的光顧。最近，鼓勵民間資本投資的政策，也是中國政府進行結構調整、為順利推行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做出的重大舉措。這種高收入階層主動地消費或投資，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的模式也是一個緩解貧富分化問題、實現收入再分配的最佳方式之一，至少比向高收入階層實施單純的重稅政策效果可能要更好些，而且也更加具有可持續性。
　　我們不能否認，人民幣匯率持續的“剛性”特征，對中國經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具體表現在貨幣和實體經濟兩大方面：一是可能因為結構調整的緩慢，造成了中國經濟繼續依靠外部市場和外商投資，于是，貿易順差和外資流入增加所帶來的“外匯占款”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二是流動性過剩更加可能引起投資過剩和低效率投資的問題，由此更進一步惡化成本輸入型的通脹壓力。這是我們在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已經經歷過的挑戰。往往在這種狀態下，人們對人民幣增值的預期會更加劇烈，游資進場會更加明顯，因為那時誰都知道，這些問題只有通過匯率增值才能有所抑制。而結果是越來越多熱錢的進場使得匯率增值的效果也有所減弱，宏觀調控的成本明顯增加。另外，我們也要注意到，由于人民幣匯率的剛性特征，我們的外匯儲備受到美元貶值和美國利率下調的影響將變得越來越大。
　　中國政府將會珍惜今天人民幣升值壓力有所緩解的外部環境，加速改變和優化經濟增長的模式和制度改革的步伐，從而最大限度降低今后人民幣匯率完全市場化給經濟和金融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也將充分利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價格機制，來爭取創造和管理中國財富所需要的“人民幣國際化”的貨幣主導權。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