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中美共治”、“G2”等提法不斷見諸報端。雖然中國對此未必樂于接受，但這一現象本身揭示了中美之間形成良性互動對于維護世界穩定和發展的重要性。筆者以為，在觀察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時，大可不必局限于雙方在某一議題上的觀點分歧和利益得失，而應從整體上來把握中美關系的時代特征和未來趨勢。
　　一年之后，中美高層此番在北京再度聚首，進行第二次戰略與經濟對話。其間中美兩國既攜手度過了全球金融危機的風雨考驗，又在全球氣候變化多邊談判、貿易保護、人民幣升值、伊核等問題上“和而不同”。但總的來看，分歧和局部摩擦并未妨礙中美雙方懷著極大熱情投入到對話當中來，這從雙方代表團派出的超級豪華陣容中便不難窺見。其背后的邏輯是顯而易見的：對話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但不對話只會造成更多誤解和沖突。
　　對于第二次S&ED，由于對話雙方已經磨合到一定程度，無論是會談氣氛還是會談效率顯然都勝過首輪對話。
　　一方面，在對話頻率由半年改為一年的同時，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戰略性卻顯著上升，雙方開始較好地平衡“兩個目標”的關系。以經濟對話為例，根據中美兩國領導人最初的設想，“戰略”主要體現在“兩國共同關切的雙邊和全球戰略性經濟問題”。但在第五次SED之前，雙方的對話往往集中于能源、貿易、匯率、金融市場和食品安全等雙邊議題，基本不涉及“全球戰略性經濟問題”。
　　而從此次對話內容來看，第二次S&ED延續了第五次SED以來試圖提升戰略經濟對話層次的努力。盡管中美眼下并未直接被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所沖擊，但本著未雨綢繆的態度，雙方仍積極主動地就危機可能對世界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了交流，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此外，加強金融監管、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也都可歸入“全球戰略性經濟問題”。
　　從中方立場來看，值得肯定的是，美方也逐步意識到了“務虛”的重要性，如從一開始就有意識淡化了人民幣議題。
　　對于美方代表團而言，能否頂住外部政治壓力，排除干擾，在一種寬松坦誠的氣氛中與中國展開全面、建設性的對話，事實上決定了會談的質量。
　　“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而非最重要的之一”，這句話在兩國高層中已形成共識，并被廣泛引用。對于中美兩個大國來說，某種程度上，務虛比務實更重要。因為務虛解決的是路線問題、方向問題、原則問題。
　　對于一些老大難問題，雙方的立場和利益分歧明顯，特別是美國眼中的人民幣問題和中國眼中的美國高科技出口管制問題，務虛反而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對于蓋特納而言，不必過于糾纏人民幣在具體某一時段內升值多少，重要的是要看長期內中國匯率改革的承諾和方向變沒變。同樣道理，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在日前表示，美國應建立一個分層次的出口管制體系，放松對科技產品的出口限制。盡管中國并不期待美國國會很快放開大量敏感高科技產品出口，但這至少是一個良好的態度和對話基礎。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S&ED自誕生之日起就先“瘸”一腿的狀況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在S&ED框架下，中美戰略對話（SD）雖從副部長級升格為副總理級了，與中美戰略經濟對話（SED）也算得上是平起平坐了，但客觀地講，無論是從媒體和世人的關注程度，還是戰略對話議題本身的現實性，都遠不及SED。至少在中國方面，媒體無一例外都是大篇幅聚焦于經濟議題，或者說，S&ED幾乎就等同于SED。
　　本次對話前，正值韓朝雙方圍繞“天安艦”事件劍拔弩張，使得人們對中美戰略對話平添了幾分期待。但從長期來看，SED的風頭毫無疑問仍將蓋過SD。筆者認為，造成這種不平衡現象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S&ED并沒有很好地整合兩個對話機制，而只是將它們作為兩個平行獨立的分會場。因此，如何讓兩個機制真正合二為一，尚需逐步摸索。筆者認為，諸如能源、氣候和技術出口等議題，單獨放在哪一個對話機制下恐怕都未必合適，不妨以此作為切入點。

（作者系宏觀經濟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