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前5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超過10%，主要得益于三大力量：一是中國人口的滾滾紅利，勞動力豐富且“價廉物美”支撐“世界工廠”地位一路上沖，年輕人買房置業消費狂潮支撐消費不斷增長；二是美國房地產金融泡沫導致的消費泡沫對中國出口的拉動；三是中國房地產的瘋狂對經濟的強力拉動。
　　然而，“三大動力”的衰減乃至喪失也正同時發生于中國，使得中國經濟面臨30年未見之大變局，搞得不好中國經濟不僅可能出現二次觸底，還可能陷于長期低速增長。
　　許多人預期，中國的樓市還將反彈，正如太陽每天必將升起一樣。然而，房地產問題的政治化，意味著政府已經沒有退路，也沒有選擇，甚至容不得商量和猶豫。政府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依賴房地產來支撐經濟增長，必須痛下決心像戒毒一樣“quit（戒）”掉對房地產的依賴。因此，本輪樓市的鐵腕調控只能算是萬里長征走了第一步，接下來，政府應該盡最大的努力避免重演以往“調控-放松-再調控-再放松”的怪圈。
　　如何防止樓市再度反彈甚至是報復性反彈，如何鞏固樓市調控來之不易的成果，特別重要的是，如何避免中國經濟因“三大動力”消失而步入增長的黃昏呢？筆者以為，中國政府必須有極大的改革緊迫感，趁著經濟正從金融危機的衰退走向反彈的寶貴機會，從樓市調控走向全面改革，以改革來穩固房地產調控成果，并通過改革尋找到新的增長點，從而取代對房地產的依賴，實現中國經濟的再次騰飛。
　　改革意味著利益分配邊界的調整。很顯然的是，政府必須重建各方面的利益關系。首先，要痛下決心讓住房回歸居住本質，為此要堅決抑制炒房行為，同時大力發展住房保障，讓老百姓的購買力從住房上釋放出來。其次，必須重建中央和地方的財權與事權關系，樓市調控的重拳出擊是不夠的，中央政府還必須給土地財政型的地方政府解套，為此要考慮啟動地方發債權，更重要的是，在農村土地的流轉以及耕地調劑等方面尋求突破，使得級差地租得以按市場方式重新配置，由此既平抑房價又增加百姓收入，從中設法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納稅點。再次，要堅決中止“國進民退”的倒行逆施現象，讓財富從壟斷領域更多地進入到一般競爭性領域，并通過改革塑造新的增長點，既引領民間資本的新流向，又為中國新一輪的發展創造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