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政府正面臨著大宗商品漲價推動物價上漲的輸入型通脹風險，也面臨著由于房價膨脹所導致的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轉化的系統性風險。當然，也面臨著投資已經無法加碼、消費依然不振（4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8.5%，消費名義增速有所回落）、歐債影響外需等多種因素疊加影響可能造成低增長的復雜局面。
　　所以，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激發經濟的市場活力，同時要高度重視經濟刺激過頭所帶來的通脹后遺癥問題。于是，政府下半年是否決定政策“退出”，就將取決于滯脹風險的高低，而它又將取決于以下幾方面因素：
　　首先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到位的程度或世界經濟復蘇的程度。在目前由增長帶動就業和財富積累的發展階段，政府“退出”就意味著我們的投資能量，可以通過民間的消費能力或外國的消費能量來加以支撐，否則，政府貿然的“退出”不僅不能抑制虛擬經濟非理性的繁榮，反而會使中國實體經濟出現信心喪失而導致的大幅下滑態勢。我認為，目前的問題是政府要提高“救市”的質量——從簡單追求“量”的擴張，盡快轉變成“為企業、尤其是民營資本提供更多的、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機會和收入增長的空間；為社會大眾提供切實可行的公共服務機制；為解決貧富差距問題釋放市場有效需求，而提供富有智慧和膽略的改革嘗試”這樣“三位一體”的“質”的追求上。
　　其次是取決于歐美國家政府“退出”的實際進展。今天歐美經濟的發展格局與亞洲形成鮮明對比——在美國和歐洲，核心通脹率尚未大幅上升。由于失業率和經濟閑置產能依然很高，再加上希臘、歐元的“新問題”以及華爾街的“舊賬未了”，通縮仍是他們擔心的主要問題。相反，沒有采取加息的亞洲國家，比如韓國、泰國、印度的通脹水平卻已出現了大幅上漲。如果我們率先“退出”，不僅會加劇短期資本大量流入，而使得我們的“退出”行動起不到收縮流動性的效果，還會因為這一錯誤的“信號”使得中國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負荷急劇增加。比如，西方發達國家在向中國提出所謂“大國的責任”要求中，出口自律、市場開放、價格放開的“訴求”會日益頻繁。所以，最近我們選擇“數量調整”的做法（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而不是采用會導致海外游資流入的加息方式，也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表現。
　　第三是取決于實際通脹率和資產泡沫的惡化程度。這里，也不排除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通脹問題的嚴峻性和資產泡沫惡性膨脹的不利狀況凸現，比如，干旱暴雨等極端天氣影響了農產品價格，資源價格改革可能帶來的生產成本增加（水電氣都可能會進一步漲價）。可以預計，到那時，央行會不得不通過加息和加快人民幣升值的步伐來應對通脹風險。即使 “退出”所引起的通縮風險依然存在，但嚴重的通脹和資產泡沫，已經威脅到中國經濟是否出現“硬著陸”的問題。當然，如果我們現在能夠加快經濟結構的調整步伐，拿出讓“金融資本”轉變為“實業資本”的智慧，那么，這些引發滯脹的深刻內在矛盾，是完全可以迎刃而解的。
　　總之，如果能夠通過我們行之有效的城市化、現代工業化以及“后工業化”（先進服務業）的推進，來有效吸收改革開放30年所積累下來的寶貴金融儲蓄資源，從而把中國經濟未來的高速增長和全體民眾收入水平的提高緊密聯系在一起，那么，就完全可以再現一出中國經濟 “高增長、低通脹”的奇跡。當然，作為世界經濟發展支柱的另一頭——美國，也應該把主要精力和財力用在扶持企業創新、打造全新財富創造模式上，比如，低碳經濟等。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正在進行的“戰略對話”中，如何加強兩國在開拓未來增長方式中的合作關系，將會對擺脫目前世界經濟所面臨的滯脹風險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