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市場擔憂的實質并非政府債務危機的蔓延，而是政府將負擔再次轉嫁到私人部門，從而扼殺經濟復蘇。顯然，無法給私人部門減負，沒有更大的自由增長空間，拆東墻補西墻的債務處置方案，只不過是在蘊釀更大的風險。
　　我們期待這場主權債務風波能夠召回自由發展之魂，促使各國審視政府與市場的合理邊界，斷絕政府以公共利益為由侵犯市場自由發展的行為。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陰云尚未散去，美國金融改革立法又一次驚嚇市場。5月14日，全球資本市場再度動蕩，美歐股市、歐元繼續承壓走弱，原油逼近70美元關口，國際黃金和美國國債則為避險情緒所推高。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及亡羊補牢式美國金融改革立法，正在警示市場：金融危機并不曾真正遠離，全球經濟復蘇依然籠罩著巨大的陰霾。
　　人們擔心主權債務危機將從歐洲蔓延至更多的發達經濟體。目前，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國政府債務堆積如山，負債水平不亞于深陷債務危機的歐洲，新興市場經濟體雖然顯性國家債務不高但隱性債務負擔不容低估。IMF在5月14日發布的《財政監督報告》中表示，目前的財政政策可能會令全球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每年下降0.5%，而各國平均公共債務占GDP比重將上升到115%。
　　從表面上看，全球潛在而普遍的主權債務危機是驚嚇市場的主要原因，但其背后，市場真正發出的是“誰來拯救拯救者”的叩問。
　　其實，用政府負債總量來判斷債務危機風險程度并不可靠。從世界經濟史上看，美英等發達經濟體較長時間內都面臨著較高的政府債務問題，但這并未使其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反而推動其經濟的快速發展，出現這一有違中國人慣常認識的現象。
　　政府債務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頗為復雜。高政府債務要么是因為戰爭，要么源自經濟危機下政府的高財政赤字和賦稅下降。而緩解政府高債務水平一般是財政減支和增加賦稅，如當前陷入債務危機的歐元區國家所采取的手段。其中，財政減支不僅會受到政治阻力，而且公共服務有一個最低限度，并不能一味減少。增加賦稅有兩種途徑，一種是直接征稅，一種是財政赤字貨幣化。然而，通過這兩種手段降低政府債務效果并不太理想。減支和增稅都將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經濟內生性增長，減支若以基本公共服務缺少為代價將影響經濟效率，增稅對經濟增長影響則更為直觀。
　　美英等國的財政史顯示，若政府能以較低成本發行新債，那么在經濟危機和政府債務危機下，通過低成本債務籌資手段并配合以適度的減支，要比財政減支與增加賦稅的組合拳更為有利。理論上講，政府不增加私人部門的賦稅，將提高經濟運行績效，而這又意味著政府未來稅收會水漲船高，債務償還也就有了保障，投資者對政府債務的信心也將維持，由此形成良性循環。這有點類似于中國改朝換代初期，新政權采取的休養生息政策。比較歷史上英美經濟起飛時期政府的高債務與當時中國等亞洲國家量入為出的國策，孰優孰劣十分明顯。可見主權債務雖風險不容忽視，但最具殺傷力的并不是主權債務本身，在而是上述良性循環未能實現。
　　在民主體制下，債務危機使政府有求于納稅人，增加納稅人對政府的牽制，從而有助于構建小政府、大市場的狀態，這客觀上會促進經濟的內生性增長。事實上，縱觀國內外歷史，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都發生在小政府、大市場狀態下。新近的理據是1980年代美國里根和英國撒切爾夫人實施的自由經濟政策。遺憾的是，當前的債務危機卻沒有看到上述良性發展的跡象，相反在主權債務快速上升過程中私人部門越來越失去市場自由度，導致惡性循環。深受巨額債務之困的各國政府不僅未讓私人部門充分休養生息，反而通過增稅和強化干預等手段讓政府之手越伸越長，壓制了經濟內生性增長動力。
　　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之不穩定，恰恰是因為政府巨額經濟刺激計劃牽制了私人部門的發展自由度。當前市場擔憂的實質并非是政府債務危機的蔓延，而是政府將負擔再次轉嫁到私人部門，從而扼殺經濟復蘇。顯然，無法給私人部門減負，沒有打造更大的自由增長空間，拆東墻補西墻的債務處置方案，只不過是在蘊釀更大的風險。我們期待這場主權債務風波能夠召回自由發展之魂，促使各國審視政府與市場的合理邊界，斷絕政府以公共利益為由侵犯市場自由發展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