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普通勞動者實際上面臨多重失落，不但報酬與付出極不對等，而且社會保障與公民權益等還缺乏有效保障。國際勞工組織2007年就指出，2000年到2005年間，中國的人均產出增長了63.4%，但高勞動生產率卻并沒有體現在工資水平的增長上。中華全國總工會官員列舉的數據，再次證實普通勞動者在收入分配方面喪失話語權。
　　在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連降22年的背后，是中國收入差距日益擴大，是壟斷企業的瘋狂表演，是消費長期低迷與經濟結構失衡的現實，同時，社會矛盾沖突增多、房價居高不下等公共問題，也與勞動報酬偏低、收入差距擴大有關。從收入分配改革遲緩來看，我們對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連降還缺乏清醒認識。
　　勞動報酬連降首先要反思公共決策。今天，我們雖然意識到了收入差距，但我們改革收入分配的效率與決心還不能讓公眾滿意。尤其讓公眾不滿的是，公共決策總是向資本一方傾斜。例如，金融危機之前最低工資標準本來就偏低，金融危機期間各地還暫停了對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此外，還有個稅起征點調整不及時、勞動法規不健全不執行等。
　　GDP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總量的重要指標之一。按理說，GDP增長的最終目的是增加公民收入、改變公民生活水平。但在不少地方，GDP往往變成了衡量資本貢獻與官員政績的標尺。在我看來，缺少民生含量的GDP，即使數字再漂亮，其真正的含金量也不高。不少學者通過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資源消耗來評估GDP含金量，其實還應當從勞動報酬、民生指數來看GDP含金量。
　　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連年下降，而資本報酬卻連年上升。據報道，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也就是說，資本報酬連升是對勞動報酬無情的掠奪。顯然，勞動報酬連降的這幾十年，恰恰是資本狂歡的幾十年。
　　我們還要看到，在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連年下降的背后，還有不少患上“GDP崇拜癥”的官員。勞動報酬連降的這幾十年，也是以GDP考核官員政績的幾十年。當一些資本方踩著廉價勞動力的肩膀沖上富豪榜時，也有不少官員通過華麗的GDP登上了更高的權力寶座。
　　顯而易見，要根治勞動報酬連降問題，只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遠遠不夠，必須通過大的變革來改變資本和某些權力對勞動者命運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