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針對經適房準入、使用、交易、監管諸環節存在的種種失范乃至腐敗，住建部對外公布了《關于加強經濟適用房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
通知要求，在準入環節，以虛假資料騙購經適房的，一經查實即責令退還；申請者不配合資產核查公示或不能作出合理解釋的，視同以虛假資料騙購。在使用環節，違規出售、出租、出借、閑置經適房，或擅改住房用途且拒不整改的，須收回經適房，并取消其在五年內再次申購或租賃各類政策性、保障性住房的資格。在交易環節，完全產權之經適房上市交易，先要對是否如數繳納土地收益款、是否由政府優先回購等關鍵環節作審查，無官方審查意見中介不得代賣。在監督環節，首次明確了房產監管機構公職人員濫用職權、徇私舞弊以及建設單位、中介機構違法違規的責任追究條款。
4月14日，遏制房價上漲的新“國四條”出爐，至4月17日又細化為“堅決遏制房價過快上漲”的十條舉措。其實，遏制只是一手，另一手則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被置于行政問責層面。既如此，則今年增加經適房源可高看一格，但經適房腐敗也勢必水漲船高。
經適房腐敗曾具全球普遍性，國內經適房腐敗問題由來已久，且程度更甚。去年武漢經適房“六連號”丑聞曾一度將民意憤怒推向極致，可眼下即便樓市已呈風聲鶴唳狀，經適房腐敗之風卻未有收斂，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近日深圳經適房初審合格公示之際，眼睛雪亮的網民發現有近300公職人員混跡其中。媒體更曝光，山西忻州市一保障房小區居然首先保障1400余戶公職人員家庭，其中“處級家庭”400余戶。
由此背景觀之，對于遭詬病已久的經適房制度，住建部上述通知帶有先打若干“補丁”，試圖改善經適房聲譽，至少不能延續“越反越腐”之難堪的用意。
住房的第一要義是社會保障，其次才具有商品屬性。啟程于1990年代后期的房改過分強調住房的商品屬性，有意淡化其社會保障屬性，因而鑄成大錯。為減輕道義壓力，政府匆匆推行“公屋制度”救急，由于病急亂用藥，導致目前的公屋制度過分倚重國外已普遍放棄的經適房制度（盡管如此，受賣地財政的巨大利益誘惑，地方政府的態度依然老大不情愿，只是上有壓力而不得不在此環節有所作為），于是舊病未除再添新病，舊病新病被煮成一鍋焦糊的粥。
“公屋制度”分為三個層面，一是財政向住房困難家庭提供廉租直補；二是政府建造公共租屋；第三才是所謂經適房。由于經適房具備可交易之商品屬性，因而買賣經適房有不菲獲利空間，在行政審查層面出現腐敗國內外皆然；又鑒于此種腐敗屬行政許可制度的天然伴生物，打“補丁”永遠沒完沒了，是故，各國紛紛改弦更張，將“公屋制度”著重鎖定于廉租直補和提供公共租屋兩個層面，少數國家和地區，譬如我國香港特區，雖仍少量建造經適房，也只用于拾遺補缺。
以歷經三十余年開放所收獲的眼界之開闊，國內政府并非全然不知經適房制度攜有天然的“腐敗基因”，光靠后天反腐事倍功半，必然鬧騰到民怨沸騰的地步。既如此，國內為何在推行“公屋制度”時偏偏鐘情于此？答案在于另有難言之隱，只能棄上策取下策。
所謂“隱”，在于廉租直補對財政屬單向“硬支出”，有去無回；公共租屋建造也是“硬支出”，由于租金一般只能收到同地段同類房源市場租金的四分之一或稍多，財政還得為維修和管理公屋作“二次支付”，對地方而言依然很不劃算。比較下來，經適房建造于地方只損失大部分土地出讓金，在申購、交易、辦證等諸多環節稅費收入分文不少，將來上市交易，政府稅費照收之外還有土地溢價收益可分。經此算帳，又有地方GDP、稅收、就業等諸多政績考核指標壓在頭上，各地選擇經適房作為“公屋制度”之基干制度，也就見怪不怪了。而代價則是政府公信力的持續受損。
由于經濟開放與政治改革長期脫節，今天的政府首先仍是“經濟人”而非與“市場社會”相適應的“服務人”。政府自身被形形色色的市場利益所纏繞，其相關決策往往難以“科學”起來，甚至常被利益所縛，明知經適房不如廉租直補和公共租屋對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更有效，而所受非議更多，卻不能不為之，除了可嘆還有無奈啊！
住建部對經適房制度打“補丁”，雖收效有限，仍值得歡迎，但只要政府還不能轉變為“服務人”，飽受非議的經適房目前只能繼續打“補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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