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等物價指數與公眾感受差別較大，需要按照國際準則和我國家庭開支權重的變化抓緊改善。因缺少對政策變動的充分解釋，常會出現誤讀或過度解讀。這顯示出增加宏觀調控的透明度和可預期性，增強與公眾的溝通，還有較大的改進空間。
　　隨著一季度經濟數據的出爐，政策天平更多地由保增長向局部過熱一端傾斜。與去年底甚至是不久前的標準判斷不同，國務院對一季度經濟形勢的判斷出現了一些變化。經濟復蘇基礎不穩定，仍有二次探底風險之類的措辭不見了，而是更多地強調了房地產過熱，以及通脹預期的增強。從工作部署上，特別提出要努力穩定價格總水平，并具體給出了遏制房價過快上漲的指導性政策。
　　這樣的判斷，是建立在一季度數據以及最新一些變化上的。這再次展現了政策面靈活的調整能力。在今年開局的一個季度里，宏觀經濟大幅反彈，物價也出現了較快上漲，而在房價續漲和異常天氣的刺激下，通脹預期進一步增強，物價形勢比預想的復雜。與此同時，一些新興經濟體出現了兩位數的通脹，印度等國被迫加入了加息的行列。
　　為應對如此復雜的經濟形勢，我們需要更新宏觀經濟治理理念。危機凸顯出了近二三十年來宏觀經濟領域出現的若干新特點。金融危機證明，主導全球經濟治理的宏觀治理思路，未能有效應對現代經濟周期發出的新挑戰。當前全球經濟正在回歸危機之前的正常趨勢，這些新特點必須得到正視，并依次更新宏觀調控思維。
　　過去25年時間里，全球主要經濟體經歷了所謂“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時期，即經濟保持較快增長的同時，通脹基本處在低位，然而金融危機卻時有發生，包括日本的資產價格泡沫危機、亞洲金融危機、美歐的信貸危機以及近期的國際金融危機。既然危機的主要策源地已轉移，宏觀當局的政策目標和手段就應該更為廣泛。危機之前，宏觀政策主要是以物價穩定和低物價為目標，IMF首席經濟學家Blanchard等人日前撰文建議，政策當局應同時關注產出的構成、金融市場變動以及匯率波動等其他方面。
　  問題是，隨著政策目標的增加，政策當局也應使用更多的政策工具。幸運的是，政策當局其實是有相應的手段可供使用的，逆周期性的財政政策、財政方面的自動穩定器、以及外匯市場干預和金融監管等。這些手段，在危機之前被廣泛忽視了。特別需要強調的教訓是，金融機構在危機中扮演了不可忽視的角色；傳統視角認為，金融機構在各市場上的套利活動可以保證市場的有效性和價格的合理性，但當市場受到某些沖擊時，則會發生過度投機、泡沫、恐慌、崩潰等非理性現象。
　　不存在通貨膨脹而資產價格卻高漲，這使得央行處于面對兩個相互沖突的目標而只有一種工具的困難之中。通常選擇的是，以寬松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坐視資產價格走高。歷史經驗顯示，從長期來看，這種政策的風險很大。未來的政策導向要求宏觀調控更加關注資產價格，并引入相應的逆周期機制，以抑制金融投機。從這個角度來說，將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有效結合起來，應成為未來宏觀調控框架的重要思路，以此可以彌補將利率作為單一政策工具的不足。當一般物價穩定而資產價格大幅上升時，加息會加大產出缺口，此時可以啟用更有針對性的調控資產部門的手段，比如提高資本充足率要求、降低杠桿率。這樣政策組合或能在實體經濟部門和資產金融部門之間達到更好的平衡。
　　限于多種因素約束，我國可能會繼續慎用加息手段。這中間有中美利差和熱錢的因素，也有政策選擇的會計成本差異問題。北京大學的宋國青教授提出，外匯儲備實際上是央行借國內存款者的錢購買的，這意味著，不考慮匯率變化的損益，要達到收益成本持平，就要使利率不高于外匯的報酬率也就是外國的利率。央行還有鑄幣收入，可以增加一點靈活性，但是外匯儲備量太大，鑄幣收入相對很小。所以，如果說外匯儲備招致了損失，那是通過壓低利率轉移到了國內儲蓄者身上，或者說是壓利率，補匯率。
　　在這個背景下，啟用一些有針對性的政策手段顯得十分必要。其中一個重要領域無疑是房地產。統計數據顯示，房地產業對利率相當敏感，加息對于抑制房價上漲當然會有較好效果。不過，利率是整個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政策變量之一，政策面對于加息顯然還是過于慎重的。最近從中央到地方，針對房地產業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從政策組合的角度，這是個值得嘗試的努力。
　  近期有一個引起廣泛討論的觀點認為，央行應上調目標通脹率，以便增大應對通貨緊縮的政策空間。美國的通脹率將已有所抬升，有跡象顯示，美聯儲將會增加對它的容忍度。顯然，這一建議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央行的。在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潛在的目標通脹率要明顯高于發達國家。如果發達國家提升目標通脹率，那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很可能要面臨更嚴峻的通脹。
  　通貨膨脹預期是否會自我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策面在治理通脹上是否具備公信力，以及公眾如何評估未來通脹的程度及持續性。這首先要求改進通脹指標的統計，提升公眾信任度，避免因不信任而出現通脹恐慌。當前的CPI等物價指數與公眾感受差別較大，加強宣傳消除誤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應按照國際準則和我國家庭開支權重的變化，改善CPI等指標的核算。其次，應逐步增加宏觀調控的透明度和可預期性。因缺少對政策變動的充分解釋，經常會出現誤讀或過度解讀。這顯示出政策當局在與公眾的溝通上，還有較大的改進空間。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宏觀經濟觀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