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更新的節奏越來越快，熱點此起彼伏，今天喧嘩的熱點，明天很快就被新熱點淹沒，回望舊聞也是一種新聞視角，有時真會看到更多意味深長和被遮蔽的新聞。
    近來有媒體回望了最近三年來發生在江蘇、山東和成都等地的拆遷戶自焚慘案，發現當地一把手無人被問責。即使是在震驚全國的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職的科級干部，日前亦官復原職，并在接受采訪時辯稱，“所做一切只是在執行和捍衛法律”。（4月8日《南方周末》）

    與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因拆遷推進不力被降職的，明顯多于因拆出人命被問責的。經常代理拆遷案的律師也發現，在其代理的多起拆遷案件中，當事官員事后被提拔的不在少數。這將對暴力拆遷形成怎樣的惡劣暗示和錯誤激勵？難怪暴力拆遷案時有發生，難怪輿論對拆遷暴力人人喊打，而有的官員卻敢對抗媒體叫囂“哪有拆遷不死人”！
    總結當下對暴力拆遷案的問責，呈現出以下三個特征：
    一是問責級別很低，唐福珍自焚那么慘烈，公民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視頻直播讓舉國震驚，可金牛區政府僅對城管局長做出了停職檢查的處理，而其只是科級干部。
    二是問責是臨時性和象征性的，好像只是給圍觀的輿論和公眾一個交代，平息輿論之怒，躲過熱點后被問責者很快復出。
    三是被問責者對暴力拆遷案沒有道義歉疚感，有的地方不以拆遷死人為恥，反引以為一種鐵腕和魄力。這從金牛區城管局長不以為然的回答，就可以看出來。
    造成嚴重后果者得不到嚴懲，一把手沒被問責，個別人不降反升，這樣的逆向示范，只會助長拆遷者對暴力的崇拜、對強權的迷信。于是，這樣的結果不可避免，一面是輿論痛斥暴力拆遷，一面是暴力拆遷標語和雷人話語屢見不鮮。這種問責，也只會誘導被拆遷者悲壯、無奈的以暴易暴情緒，進而導致更多的慘案發生。
    從政治倫理看，不公正的問責是惡之源。一次讓作惡者輕易逃脫責任的問責，其惡果超過十次犯罪，因為問責對社會的是非價值觀有強大影響。終結拆遷暴力，馴服拆遷中非法的權力，讓官場以“拆遷死人”為恥，必須依靠正義的問責制度。只有讓慘案的制造者付出沉重代價，為侵犯民權埋單，才會觸動他們硬化的良心，矯正他們對暴力的迷信和崇拜。
    完善對拆遷暴力的問責，就應根據實際情況，改變“刑不上一把手”和“問責止于科級”的現象。當然，公眾并不是認為，只要出問題，就必須問責一把手。公眾信奉的，是權責對應，有多大的權力，就必須承受多大的責任。尤其是在暴力拆遷這類事情上，如果查明的確是一把手推動的，或者一把手放任了后果的發生，一把手就必須擔責。
    拆遷在地方性事務中并非小事，往往涉及巨大的利益和整體規劃，甚至是地方戰略，一把手親自負責是常事。所以，在一些地方，滾滾的推土機背后，常有一把手強勢的身影，其典型就是數年前的嘉禾拆遷事件。正因為有一把手力推，一把手催進度，一把手點頭，拆遷者才敢施以暴力；正因為手持一把手尚方寶劍，拆遷者才敢不惜下狠手。
    暴力拆遷拆出人命，這對地方一把手來說，并非簡單的、道義上的領導責任。因此，完善問責制首先要從此做起，這也考驗著拆遷問責的制度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