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價241次，溢價5.19億元，溢價率287%，長春市國企背景的永輝房地產公司與民企龍創地產上演一場爭地大戰。龍創最終以7億元摘下凈月櫻花地塊，成為長春新地王。
地王已不新鮮，新鮮的是產生的過程。驚人的競價次數和溢價率表明，盡管調控措施頻頻出臺，土地招拍掛門檻越來越高，但仍無法擋住資金的洶涌。如果說之前資金多集中于一線城市攻城略地，那么現在二線城市也開始為其浸透。在樓市新政有日、后續政策勢必出臺的時候，有必要反思，類似長春市地王產生過程所表現出的不理性，為什么充斥于樓市而屢驅不散。
首先，國企在樓市應起作用缺乏明確定義。長春地王在國企與民企較勁中產生。盡管此番較量罕見地以國企敗陣告終，但國企顯而易見對于相關地價的飆升起了抬轎作用。這表明，盡管此前78家央企被勒令退出樓市，但國企或其下屬、關聯企業該不該參與樓市，以什么方式參與最利于樓市與民生發展的協調這一基本問題還沒有答案。那么，國企以各種方式推動樓市不理性發展的途徑就不能被禁絕。
其次，土地已經異化為不同背景資金最好的投資品種。在樓市調控政策頻頻出臺之時，從國有資本到私人資本仍然對土地青睞有加狂熱追求，不是看不到政策明確的調控指向，而是緣于土地價值邊際效益之豐厚。開發商中流傳的一句話是“倒樓不如倒地”。這種情況下，土地異化為獲利極豐的“投資銀行”，土地市場資金趨之若鶩的不理性，背后是理性的利潤算計。
第三，政策時滯效應造成了反向效果。3月份以來，全國35個城市成交環比再次大幅上漲，最高漲幅超過200%。政策與市場的反向運動表明，政策的時滯效應不僅不能及時為樓市降溫，而且在出臺更嚴厲措施的普遍預期下，反而刺激了樓市的恐慌性情緒。投機性和需求性資金的恐慌入市，又進一步加劇了大資金爭當地王的沖動。
長春國企與私企爭搶地王之激烈，不僅反映出目前一、二線城市樓市還遠未理性，更反映出調控力度的不足和經濟結構的偏向。因此，治療樓市高燒癥的反復發作，不能僅靠樓市調控，而需要在國企管理制度、經濟結構調整等方面，出臺更堅決的政策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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