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松死了15年，最近卻好像在美國借尸還魂了。這位美國第37任總統認為，要調整國際貨幣關系，光靠磋商搞不定，激進的單邊行動是必要的。如今，美國的政客們正向財政部不斷加壓，逼它學習尼克松的壞榜樣，最晚于4月15日裁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
約130名國會議員聯署信件，要求對中國采取行動。大力鼓動這場“戰役”的是美國頂尖經濟學家和貿易專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尼克松時代的問題似乎挺好對付，甚至顯得微不足道。當時，全世界的貨幣儲備分布略顯不均：到1971年年底，德國擁有價值172億美元的儲備，日本141億美元，分別占世界總量的14%和11.5%。而在2008年（我們掌握數據的最近一年），日本擁有全球儲備的23.4%，中國則擁有44.8%。今日的數字高得多了。
1971年，美國感受到德國、日本出口量迅速攀升的影響。德國當時的經常賬戶盈余占GDP的2.1%，日本則占4.4%。到了2008年，日本盈余的GDP占比為3.2%，德國為6.7%，而中國則為9.8%。
當年同今日一樣，在全球貿易不平衡這個問題上，存在各種不同的立場。歐洲人和亞洲人認為，美國過分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是罪魁禍首。美國人則反過來說日本和德國刻意壓低本幣匯率，謀取不公平的貿易優勢，以扶持其出口產業。
面對美國的壓力，德國當年表現得比較聽話，主要是因為它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它先讓馬克在1969年小幅升值，然后在1971年5月轉向浮動匯率。日本政府卻不肯就范。任憑美國把開放市場和公平貿易的好處說得天花亂墜，它就是我行我素。結果，時任美國財長的約翰·康諾利（John
Connolly）決心向日本的“管制經濟”發起攻擊。
日本經濟據說是封閉的，美國要迫使它開放，可以采取兩種策略。一種策略叫“善意忽視”，就是放任盈余國家積累儲備，直到它們自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墒莾浞e累起來似乎沒有個頂，所以僅存的選擇就是對抗。
尼克松骨子里就不信任多邊主義。當年和如今一樣，通常的觀點是，單邊行動會引發貿易保護主義。當年的美聯儲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以其他國家可能報復為由提出反對，康諾利回答說：“那就讓它們反對好了。它們能做什么？”意思很清楚：“單邊行動會惹惱其他國家。那又怎么樣？”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向進口貨物加征10%的臨時附加稅，以“確保美國產品不會因不公平匯率而陷于劣勢”。與此同時，當局還下令凍結工資和物價、終止了美聯儲向其他央行提供支持的貨幣互換、限制黃金交易，這意味著美元的貶值。
這些措施沒有一項真正幫上忙，令美國經濟回升或修正競爭對手的貿易盈余。在動蕩的上世紀70年代，日本和德國的對外收支的確遭遇劇烈波動。日本的巨額盈余在1973年和1979年兩度轉為赤字，德國則有四次，分別是1974年、1975年、1979年和1980年。但這不是因為它們同美國的貿易關系發生了雙邊修正，而主要是因為當年的高油價休克令嚴重依賴能源進口的這兩個國家備受沖擊。
在赤字年度之外的年份里，德國和日本的巨額盈余又卷土重來。實際上，上世紀70年代后期的幾次修正往往是由美國新一輪財政和貨幣擴張所致，美國的擴張政策又轉化成通脹壓力，于是日本人和德國人自然對美國人大為惱火。
經過一段最初的快速通脹期，美國經濟在上世紀70年代又出現了劇烈下跌。全世界的通脹形勢都有所加劇，保護主義也有所抬頭。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又回到了上世紀30年代，主要是因為能源依賴迫使工業化國家維持開放的貿易體制，以便它們掙到足夠的錢來購買石油和天然氣。
當年，美國的匯率單邊主義迫使全世界團結起來，對付華盛頓引發的混亂。歐洲人加快了他們的區域貨幣和經濟一體化進程。美元亂局也促使產油國建立了一度十分有效的卡特爾——歐佩克。
只有日本，1971年8月戰役的首要目標，遭受了沉重打擊。日本之所以受傷，因為它不像德國，它是自力更生的。
今日的中國并不像1971年的日本那樣孤立。相反，它很容易就能把美國施壓所激起的憤怒情緒凝聚成地區團結的動力——正如上世紀70年代的德國所做的一樣。
“尼克松式休克”并沒有帶來美國的復興，相反，它催生了很多理論，探討美國帝國的過度擴張和衰落。如今，要把21世紀變成“亞洲世紀”，最省事的辦法莫過于給亞洲出口國一次“尼克松式休克”，從而刺激它們抱成一團，組成一個亞洲盈余國集團。
剛剛在國內打贏醫療改革戰役的貝拉克·奧巴馬想變成尼克松附體嗎？他能擔得起這個后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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