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日前在發表題為《拿下中國》（Take on China）的文章中聲稱,鑒于中國通過低估人民幣匯率維持貿易順差,美國應把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進而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附加關稅,最終迫使人民幣升值。
　　當克魯格曼以政客的腔調發表上述論調時,我們很難相信他是深諳貿易理論的經濟學家。
　　正如克魯格曼在文中指出的那樣,美國不乏逼迫他國升值貨幣的手段。
　　上世紀六十年代后期,美國深陷越戰泥潭,面臨國際收支失衡、財政赤字飆升的局面。為擺脫困境,美國要求日本和歐洲升值貨幣,卻遭到抵制。作為報復,美國政府1971年8月悍然宣布對進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稅,數月后德國、日本等國被迫升值本幣對美元的匯率,以換取美國取消附加稅。
　　1985年,美國基于相似的借口故伎重施,通過《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對美元在隨后的十多年間持續大幅升值。
　　然而,匯率變動于事無補。自1971年以來,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總體呈現不斷擴大態勢:從七十年代初的收支基本相抵,一路躥升至出現巨額逆差。而作為犧牲品,日本經濟卻因匯率劇烈變動遭遇了長期低迷……
　　歷史已經證明,只要美國仍舊濫用美元霸權,全球消費和儲蓄持續失衡,則匯率變動不可能改變美國的收支失衡狀況。

　　內在矛盾突出

　　毋庸置疑,在當今國際貿易、金融市場上,美元的作用無可替代。據統計,美國對外貿易規模僅占全球的16%,以美元支付的國際結算卻占全球的53%;當前有60%的美元現鈔在美國之外的國家和地區流動;美元在世界主要外匯儲備中所占比重數十年來穩定在50%至80%之間。
　　美元在支付手段、儲備貨幣功能等方面的唯一性,使美聯儲成為全球的中央銀行,美國得以通過征收“鑄幣稅”等方式獲取巨額利潤。
　　然而,也正是這種唯一性使美國陷入了兩難境地:一方面,只有美國保持國際收支赤字才能滿足各國對美元不斷的需求,而美國國際收支一旦平衡將導致國際清償能力不足;另一方面,美國國際收支長期失衡必然影響市場對美元的信心,進而動搖美元霸權地位。
　　本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充分暴露了以美元霸權為核心的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的弊端,在此背景下,國際社會要求實現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呼聲高漲,使美元霸權面臨壓力。美國此時對人民幣匯率頻頻發難,不免有避重就輕,轉嫁責任之嫌。

  　美元霸權不應綁架全球經濟

　　克魯格曼慫恿美國政府對華采取強硬立場時傲慢地聲稱:美國不用怕中國拋售美元資產,因為如果美元因此貶值,中國持有的大量美元資產將縮水,美國出口卻會因此受益。
  　克魯格曼的言論讓人想起美國前財長約翰·康納利那句幸災樂禍的名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不錯,美元霸權是克魯格曼等人狂妄的資本,更是美國綁架全球經濟的繩索。
　　因為美元霸權,美國可以長期奉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從政府到個人均奉大舉借債、寅吃卯糧,使財政難以為繼,威脅全球經濟穩定。
　　因為美元霸權,美國過去30年對發展中國家大量轉移制造業產能,對內熱衷于發展“錢生錢”的虛擬經濟,使經濟結構經歷了金融化過程,為金融危機爆發埋下禍根。
　　然而,驕傲的克魯格曼刻意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是美國的第三大出口市場,美國是中國的第二大出口市場,一旦兩國發生貿易戰,將使雙方蒙受難以估量的損失。
　　美國經濟學家、歐洲太平洋資本公司總裁彼得·希夫日前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克魯格曼的建議如果成真,將導致“末日般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