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遠征 經濟學博士，國家特殊津貼獲得者。現任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副執行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德國Damstadt大學經濟學院訪問學者；曾任中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國外經濟體制司比較經濟體制處處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比較經濟體制研究所副主任。兼任中國人民經濟學院博士生導師；美國南加州大學客座教授；上海復旦大學兼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秘書長等。

    對金融機構審慎監管的同時，“去杠桿化”的趨勢也不可避免，這樣過去的很多金融規律就要發生變化。再加上時下流行的低碳經濟等，未來金融運行的規則不是現在就可以說得清楚的。
　　現在各國政府推行的政策可能只是把資產泡沫從市場轉到政府，如果政府的財政不可持續，就可能會出現國家破產的風險。
　　城市化進程要避免政府投融資過程中的腐敗，這不僅需要政府信息公開，同樣還需要引入市場力量。

　　從表面經濟數據來看，全球經濟在2009年第三季度就開始出現積極的反彈，中國經濟在最近也出現較大幅度的增長，但我們是否能夠確定世界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都出現了動力？中國經濟也會一馬平川？
　　我們不妨集中討論三方面的問題：一是短期內經濟有什么問題;二是存在于短期經濟問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三是未來中國的發展將去向何方。

　　復蘇后遺癥
 
　　從多數專家的預測來看，2010年中國經濟將有驚無險，除了投資可能比去年略有下降，其他指標都會有較明顯的改善。
　　表面上風平浪靜，但仔細觀察會發現地下已是暗流涌動。我認為有六個問題值得思考，國外三個、國內三個。
　　國外，第一，目前世界經濟呈現有復蘇、無就業的狀態。歐洲的失業率甚至還在繼續上升。這種“無就業復蘇”是不是真的復蘇？
　　第二，假如這種復蘇不是我們過去經驗所能理解的一種新的復蘇形式，過去發生的金融危機只是一個小概率事件，這一小概率事件還會再次發生嗎？
　　2009年四季度，迪拜、希臘相繼出現危機，現在國際社會普遍擔心烏克蘭局勢。更廣一點來看，歐盟所有國家，包括德國，國債大多已經超過GDP的60%，而歐盟規定的國家債務不能超過60%。這一小概率事件會不會再次發生？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各國均提出要對金融機構實行審慎監管。目前，全球金融資產規模大概是實體經濟的十六七倍，現實卻是，我們現在的實體經濟根本不需要十六七倍的金融資產來配套。
　　因此，對金融機構審慎監管的同時，“去杠桿化”的趨勢也不可避免，這樣過去的很多金融規律就要發生變化。再加上時下流行的低碳經濟等，未來金融運行的規則不是現在就可以說得清楚的。
　　國內，第一，我們要了解現在以抵御危機為主題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后遺癥是什么？社會各界有很多猜測，如通脹、資產價格泡沫、金融風險、產能過剩，并且相當多的意見認為這些后遺癥會在2011年集中爆發。
　　第二，這次金融危機告訴我們，中國的經濟增長結構要改變，發展方式要調整。但怎么調整？我們注意到，過去很多年都在提要調整經濟增長結構，但在實際操作中，調整卻很困難。
　　調整結構的核心是推動消費增長，這需要居民收入增長做基礎，但居民收入增長和中國中產階級壯大是一件長期的事，跟短期應對經濟危機的緊迫性有差距。這對我們短期如何擴大居民收入、縮短收入差距，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
　　第三，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社會利益訴求的指向也有轉變。在危機之前，全球經濟長期快速增長，中國經濟搭上全球經濟增長的快車，表現非常好。尤其是2002年，中國加入WTO后，經濟增長速度迅猛提高。2002年的前20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平均為9.7%左右，2002年-2007年平均達到10.5%。
　　我們通常認為多出來的近1個百分點是加入WTO后的國際需求貢獻的。這次金融危機告訴我們，以國際需求增長來維持GDP增速的態勢是不可持續的，結構不調整，GDP增速放緩將不可避免。而短期所謂的反危機，則是在GDP增速放緩時，如何把速度抬起來。

　　全面看危機

　　對經濟學家來說，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帶來問題的同時也遇到非常大的挑戰。
　　這次經濟衰退究竟是什么性質？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在經濟衰退中可能表現出生產過剩。生產過剩危機出現周期性，而周期性主要由投資決定。
　　這樣來說，反危機措施就很簡單，按凱恩斯的理論，反危機就要影響企業家的預期利潤率。也就是降低預期利潤率，提前發生投資，危機會得到消融，進入了復蘇階段。投資者、企業家也得到了利潤最大化。但這次危機與此不同，是由資產價格泡沫造成的，各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出現嚴重的問題，債務積聚、加重，資產負債表衰退導致了實體經濟的衰退。這也意味著企業行為將發生重大變化。
　　20世紀90年代，日本企業的表現不錯，利潤也挺好，但企業的目標主要致力于減少負債，一直到企業資產負債表恢復正常以后，才會再次出現投資行為。資產負債表衰退式的危機比較少見，也可能不會有以往危機的周期性現象。但它的影響可能是另外一種形式，如果日本衰退的經驗可靠，那我們應該看到日本上世紀80年代末的衰退持續了15年。
　　談到危機的后果，其實是在我們還無法理解危機的基礎上來談的，所以才會出現在談世界經濟走勢時，有“V”型、“U”型、“L”型、“W”型等種種預測。
　　中國在應對經濟危機時，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這時我們需要前瞻危機的后遺癥，包括反危機政策退出的代價、反危機政策的有效性。
　　危機肇始于“高杠桿化”，解決之道應該“去杠桿化”，但實施過程中卻是“再杠桿化”。2009年4月，倫敦20國金融峰會時，世界主要國家達成的共識就是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就是用“再杠桿化”來應對“去杠桿化”的危機。
　　在中國，這表現得尤為明顯，大家看到的是用財政赤字來撬動4萬億元投資，繼而擴張國家、企業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現在政府赤字已經超過3%。
　　“再杠桿化”可能對防止更大衰退是有效的，但對提升需求或帶動增長卻并不見得有效。現在來看，反危機政策退出的負面影響，如果不體現在物價上，就一定體現在資產價格上漲上。
　　現在各國政府推行的政策可能只是把資產泡沫從市場轉到政府，如果政府的財政不可持續，就可能會出現國家破產的風險，烏克蘭就是例子，過去幾年有很多國家因此破產。
　　是政府與產業政策的關系。日本、韓國的經濟騰飛其秘訣之一就是產業政策的施行，日韓的經濟成功了，產業政策也成名了。主流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運用產業政策的辦法來扭曲價格、市場，從根本上說是無效的，反而會損害效率。但當前的輿論普遍為產業政策唱起贊歌，美國新能源政策也傾向于由政府主導，這些實踐給經濟學的研究帶來很大困惑和挑戰。

　　城市化出路

　　除了應對通脹壓力，城市化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最佳動力和增長點，因為城市化不僅可以帶動投資，消耗當前對中國本土消費市場來說相對過剩的產能，還可以帶動消費。投資與消費的雙雙啟動，至少可以在短期走向尚不明了的情況下穩住經濟。但如何推動城市化進而帶動投資和消費，則是需要重點討論的。
　　城市化進程要避免政府投融資過程中的腐敗，這不僅需要政府信息公開，同樣還需要引入市場力量;城市化進程同樣還要避免在城市擴張過程中的違法征地行為，及由此引起的社會矛盾。
　　實際上，城市化對不同層次的人力資本均有大量需求，而其中一個重要的群體就是農民工。農民工為城市建設貢獻良多，按理說收入增加后，原本應該成為拉動內需的重要力量，但對消費的貢獻占比卻很低，理由何在？
　　近期不少研究表明，農民工收入增加額度占GDP增加額度之比甚低，且其增速遠遠落后于GDP增速。這意味著中國的經濟成就并沒有普惠于民，大量的農民工并沒有切實分享改革的成就。
　　農民工持續較低的收入水平也無法促成內需的啟動，因此，盡管決策者已經意識到中國在未來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獲得持續的經濟增長，但擴大內需的經濟政策并沒有轉到針對如何增加農民工收入上來。而農民工的增收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不僅關系到內需，同樣也事關中國的城市化進程。
　　消費不足、內需不振的問題，不單單與農民工的收入增加較慢有關，同時也與其負擔過重緊密相關。如果我們深入研究中國家庭的消費指數情況，就會發現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支出排在支出的第一位，然后是醫療支出，這兩個方面的支出加起來數量巨大，部分地區這兩部分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超過60%。
　　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是城市化過程中必須正視的問題。過去的研究均已指出，義務教育為國家的責任，由財政撥款加以覆蓋。但是，在廣大的農村地區通過辦小學的方式來實現義務教育的全覆蓋，可能并不是一個有效率的方式，反而可能造成巨大的浪費。
　　一來因為農村師資質量可能較差，二來每位老師所帶的學生也相對有限。如果能讓留守兒童進入城市接受教育，容易實現集約化教育，可能對教育資源是更大的節省。之前的研究還表明，教育券的發放比直接撥錢更有意義。
　　不管是農民工增收困難還是負擔過重，這兩方面的問題都與戶籍制度這一因素相關。一方面，戶籍制度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增加了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另一方面，戶籍制度的限制也使農民工無法享受城市福利，并要承受高昂的教育、醫療和養老方面的負擔。收入少、負擔多，這也是內需遲遲無法啟動的原因所在。
　　因此，以改革戶籍制度為突破口的城市化，或將重塑中國經濟增長的新機制，這是可以預見的有效的發展轉型方向。如果這一機制理順，中國未來的發展將值得我們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