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和美國的經濟發展為世界各國提供了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但是沒有理由說，其他國家照搬它們的模式就會成功。西方的資本經濟不必是必然或唯一的結局。美國并沒有模仿英國的君主制，在經濟上還是超越了英國。同樣，一個國家也并不是一定要采取美國的兩黨兩院制才能在經濟上趕過美國。

　　世界應當是多元的

　　世界應當是多元的還是同元的，這是人類爭論了幾千年的問題。希臘哲學認為，混沌宇宙因為有了普遍一統理念才發展成序；中國哲學則認為，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于是才有了后來的大千世界。這種爭論聽上去像是象牙塔里的哲學思辨。但是，對今天發展中國家的決策者來說，把發達國家的成功模式看作是經濟繁榮的一種模式，還是放之于天下而皆準的唯一模式，已經成為必須回答的現實問題。不過，從歷史經驗來看，照搬發達國家的模式是發展中國家成不了發達國家的癥結所在。
　　理論對經濟發展的指導是時代的需要。中國政府的財政和金融政策對世界經濟所起的作用正在變得越來越舉足輕重。依靠科學發展觀而不是“摸著石頭過河”，能夠減少國內和國際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中國的經濟實力，以國家而論，占據世界第3位；按人口而言，在世界的第100位之下；中國擁有世界最大的外匯儲備，可是在國際金融的迷宮中步履維艱；市場經濟為社會提供了生產財富的動力，可是，歷史造成的弱勢群體仍然需要政府的保護，以防止社會財富在“還富于民”的口號下過度集中到少數先知先覺的人手里；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起步于同先進國家的競爭，面臨著全球資源的緊缺和人口年齡的老化。這樣的經濟實體，顯然不是亞當·斯密斯時代的英國，也不是密爾頓·費里德曼時代的美國。
　　凱恩斯和費里德曼代表了兩大對立的經濟學派，但是，他們兩人在有一點上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強調理論的重要性。凱恩斯說，世界上很少有比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理論更強有力的，正確的理論是這樣，錯誤的理論也是這樣。費里德曼說，危機才能導致真正的變化，人們在危機發生時不得不根據現有的理論采取行動。經濟學家的功能是要未雨綢繆，事先為新的經濟政策提供理論根據。中國13億人口的經濟結構轉型，是人類經驗中從未出現過的，它需要有系統的、源于現實的理論作為指導，而不是從西方的經濟理論和模式中尋求根據。理論應當是政策的先導而不是詮釋。西方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并不適用于國內的經濟轉型。
　　英國和美國的經濟發展為世界各國提供了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但是，它們的政治經濟制度發展成我們今天看到的形態，有它們植根于歷史環境和具體國情的偶然因素。沒有理由說，其他國家照搬它們的模式就會成功。耶魯大學的威廉·高茲曼教授和基爾特·羅溫豪斯特教授在《價值的起源》中指出，中國古代就有發達的金融技術，這種情況說明了經濟體系有可能按多重途徑而多元進化。西方的資本經濟不必是必然或唯一的結局。美國并沒有模仿英國的君主制，在經濟上還是超越了英國。同樣，一個國家也并不是一定要采取美國的兩黨兩院制才能在經濟上趕過美國。
 
　　不必重演原始積累的痛苦過程

　　自從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的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和社會形態進行了不少反省。我們今天看到的歐美經濟模式，是同它們各自的企業結構、歷史成因、社會機制、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意識編織在一起的。這次金融危機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將歐美經濟模式的原動力同它在一定的政治和文化的環境中的具體表現剝離開來進行分析的機會。艾瑞克·拜因霍克是進化經濟學的提倡者，他在《財富起源》中提出，后起的經濟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往往采用“分辨、選擇和放大”三個步驟實現對先行經濟形態的進化。如果我們對西方的經濟模式進行分辨，以選擇我們需要的核心因素的話，那么，這個核心就是市場經濟。
　　亞當·斯密斯的市場經濟理論在美國實現得最徹底。從亞當·斯密斯的《國富論》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理論是建立在這么幾個假設之上的：人們各自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勞作，這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市場作為一個整體將人們的自私行為納入對社會公益服務的軌道；市場通過供需關系調節和分配資源、資本和勞動力，決定價格，通過所謂的“無為均衡”，產生最優效益結構；市場運作推動分工制度，釋放生產力，這包括不同技能的分工，也包括國際間的相對優勢和絕對優勢的分工；市場競爭導致進步，淘劣選優，推動創新；市場經濟導致資本的集中和產權的認定，而資產權益的契約化和證券化以及對產權的認證和保護，根據薩托在《資本的秘密》一書中的分析，是釋放社會財富，創造資本的本源。
　　亞當·斯密斯的市場經濟，就其純粹理論形態而言，是一種烏托邦。盡管斯密斯自己說過，一個大部分人生活貧窮的社會是不可能繁榮和幸福的，但是，單憑市場來調節的分工，必然導致勞工與資本的對立沖突以及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在揭示和解決市場經濟的內在沖突方面，馬克思的《資本論》有著歷史性的貢獻。經過1929年經濟危機，美國依靠羅斯福的新政將中產階級建設為美國社會和經濟的中流砥柱；二次大戰之后，歐洲各國的社會制度都有濃厚的國家通過稅收，干預社會財富分配的色彩。根據羅納德·道爾在《股市資本主義與福利資本主義》中的看法，日本和德國在戰后建立的社會制度在保留了市場機制的同時，更注重于社會各階層的合作和經濟發展的長遠規劃，它們并不完全是亞當·斯密斯時代的市場經濟的模式。
　　如果歷史的經驗可以借鑒，那么，發展中國家應當采用市場經濟的模式，否則，經濟發展就沒有了內在的原動力。不過，如果按照新古典主義所說的，單純照搬西方模式，抽象地將“民”與“國”對立起來，對市場運作和分配制度無為而治。那么，這實際上是忽視了從亞當·斯密斯到今天的歷史發展。并不是每個國家都必須經歷一次西方模式中的資本原始積累的痛苦過程。仔細分析一下各國的經驗就不難看出，由于國內目前的社會制度，中國比起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在采用市場經濟的同時，限制依靠非經濟權益得到經濟利益的所謂“尋租”現象方面，有自己獨到的優勢。
　　并不是每個國家都必須經歷一次西方模式中的資本原始積累的痛苦過程。仔細分析一下各國的經驗就不難看出，由于國內目前的社會制度，中國比起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在采用市場經濟的同時，限制依靠非經濟權益得到經濟利益的所謂“尋租”現象方面，有自己獨到的優勢。
 
　　西方模式有它自己的麻煩

　　約瑟夫·斯蒂格利茲最近在他的《自由墜落》一書中指出，在過去的25年內，雖然它理應能夠自我調節，資本經濟還是屢次需要政府出手拯救，西方有的經濟學家甚至說，政府的周期性的救市行為是資本主義的“成本”。通過這次金融危機，我們可以看出，市場經濟在依托西方模式而發展起來的過程中，暴露出了它自身的一些內在的弊病。
　　首先，市場提供的價格未必一定合理。亞當·斯密斯和新古典主義的學說建立在一種“完美市場”的假設上。它所假設的是，任何市場，只要是市場，都能綜合所有相關者持有的所有相關信息。市場經濟中的第一法則是“供需關系法則”，它就是以這樣的假設為基礎的。事實上，市場有質量的好壞，一個市場的質量取決于相關者的參與水平，吸收信息的廣度、深度和速度，以及交易的公平程度。譬如，因為市場參與者的局限，很難說人民幣的無本金交割遠期合約所反映的是人民幣合理的價格；再如，因為供應商的相對壟斷，很難說目前鐵礦石市場的價格是合理的價格。資本經濟的原動力是追求盈利，追逐盈利的沖動同市場價格的滯后性結合在一起，在一定的關節點上破壞了“供需關系法則”，導致產品和產能的過剩，造成了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危機。
　　其次，資本經濟的發展，創造出了金融運作這個新的層面。從亞洲經濟風暴以來，世界上主要的經濟危機都是由金融危機而不是傳統的生產過剩危機導致的。根據大衛·羅奇和巴伯·麥奇在《新貨幣主義》中的分析，由于金融資產的急劇增長，全球的資產流動性至少是全球GDP的10倍，它的增長速度至少是GDP的5倍。這種由金融運作而生成的流動性是導致過度消費和資產泡沫的根本原因（中國的外匯儲蓄和居民儲蓄的數量，相比之下根本不可能像有的西方經濟學家所說的，是成為危機的成因）。這種金融力量是市場經濟本身所駕馭不了的（這也是有的經濟學家認為現在的通貨膨脹并不完全取決于央行的貨幣政策的原因）。
　　第三，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是生產得越多，銷售得越多，資本生成的盈利就越大。這樣的學說是以自然資源是使不盡和用不竭的假設為前提的。根據詹姆斯·斯柏斯在《世界邊緣的橋梁》中提供的數據，人類從猿人發展到1950年，每年的GDP才7萬億。此后，世界的GDP差不多每10年增長7萬億，目前已經達到57萬億。斯柏斯認為，資本經濟的本質就是追逐盈利和創新、追逐高效率、不斷拓展到新的領域，它重視當前勝過將來，重視私有勝過公有。由于資本經濟的這種內在傾向，人類在能源、大氣以及水這些起碼的資源方面已經開始面臨困境。
　　第四，資本經濟的宗旨是提高生產力，加大資本積聚密度，減少勞動力，降低勞動成本，從而增加盈利。因此，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就有了就業的問題。就業人口的多少，反過來又會影響到社會的消費能力以及對產品的需求。在西方，目前人們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為了需求而生產，而是為了生產（從而保持就業率）而消費（增加需求）。對盈利的追求將市場經濟推到了自己的反面。
　　第五，市場經濟的另一條法則是所謂的“一個價格法則”。這條法則是以資本和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市場完全開放為前提的。隨著全球化的出現，各種經濟體制的國家互相進行貿易，由于貿易壁壘、資本和勞動力流動的限制，以及不同的貨幣體系，“一個價格法則”顯然并不適用于全球化的市場。
　　第六，代理人問題是市場經濟在現代產生的但無法依靠自身解決的另一個問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股份制和投資機構的出現，資產的所有人往往不是資產的管理人。管理人往往為自己的利益而無視甚至犧牲所有人的利益。麥道夫就是個典型的例子。根據激勵理論，管理人的獎勵應當可以合理量化。但是，以人才競爭為理由而發放的高額獎金，盡管人人都知道它暴露出負面效益，市場經濟靠自身仍然無法對它進行調節管理。斯蒂格利茲把代理人問題看作是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對代理人進行管理，是西方金融監管改革中一個讓各國政府頭痛的問題。
　　西方模式的資本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伴隨著周期性的經濟和金融危機。這種危機出現的頻率正在變得越來越高。經濟活動的參與者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但是，整個經濟結構卻沒有產生出能夠糾正自身缺陷的機制。西方各國的金融監管在這次金融危機之后進行的改革，很可能不會有實質性的成果。許多人把希望寄托在這類危機出現的概率很低這種設想上。但是，現代金融和信息技術的長足進步以幾何倍數放大了經濟活動中的肥尾現象�？梢灶A見，下一次出現類似規模危機的時間不會再是80年。如果單純模仿西方模式，發展中國家也會陷入類似的危機。
　　西方模式的資本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伴隨著周期性的經濟和金融危機。這種危機出現的頻率正在變得越來越高。可以預見，下一次出現類似規模危機的時間不會再是80年。如果單純模仿西方模式，發展中國家也會陷入類似的危機。

  　世界經濟需要平衡的力量

　　在西方模式已經存在的環境中，由于發達國家在經濟和金融方面所占的優勢，發展中國家想要照搬西方國家的模式很難。泰國的1997年危機是典型的例子。所以，中國的崛起不應當是世界的又一次西方化。
　　西方模式多年來的壟斷地位，為發展中國家進入發達世界建立了若干如果沒有這種歷史遺留就未必存在的門檻。正如哥倫比亞大學加勒莫·卡爾佛教授在“直面金融危機”一文中分析墨西哥1994-1995年金融危機時指出的，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主要起因于國家的外部而不是內部。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匯率的爭議、貿易的壁壘、福利條件的差距、資本流動的沖擊、西方金融機構的優勢、產業的分工、現有國際經濟和金融組織、相關危機的影響，所有這些對新興國家都是一種壓力，迫使它們將新興經濟納入現存的以西方經濟和金融體系為主導的國際經濟軌道。
　　這種西方獨大的體系對西方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未必是件好事。西方的經濟需要不同經濟體制的競爭，需要債權國對債務國的財務和貨幣政策進行監督，也需要對金融行業進行國際同步的監管。隨著金融泡沫的消失，大部分西方國家的生活水平都將下降。改變這種狀況的根本出路是競爭。中國的市場經濟模式可以為新一輪的競爭在國際上提供一種平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