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國資委分配局局長熊志軍在3月20日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略帶憤怒地表示，國企進入樓市非導致高房價的決定性因素，其實他們也在受“夾板氣”。此前，國資委新聞發言人杜淵泉也作了一個意味深長的說明：“央企除了商品房開發外，還承擔了國家保障性住房和安居工程建設中的任務。”他舉例：冶金科工、中房、保利和招商局等央企，今年規劃和在建的保障性住房面積超過了2000萬平方米。
　　也就是說，這批配建的保障房如果以每戶平均60平方米的標準安置，將會為33萬戶低收入人群解決住房困難。這樣的好事，如果在央企拍地之前就向社會公開，也不至于遭致是次社會輿論的一邊倒批評。可見，在舉槌拍賣的同時，向公眾公開保障房的配建計劃同樣有助于為央企“正名”，這可能比熊局長的憤怒更能讓公眾接受。
　　那么，央企為什么不事先公開這樣的好事？這個問題不好猜測，但起碼可以表明，這些保障性住房在開發建設過程中，可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以中信所拍的北京大興亦莊“地王”為例，計劃配建8萬平方米限價房和2萬平方米公租房，這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配建計劃，不僅包含了不同的保障房建設模式，也包含著不同的資產和分配模式。如果競得人不事先公開這方面的詳細信息，有可能就連專業人士都難以搞懂，還何談讓排隊輪候的居民掌握實情？
  　可見，這樣的配建計劃，除了當地政府應在拍賣土地時就將“附加條件”公之于眾外，也需要央企通過自己的官方網站或媒體曬一曬這些計劃。這可將雙方早先約定的配建計劃相互加以“印證”，同樣可避免央企在項目完成后受“不白之冤”。
　　要知道，在商品房的地塊里配建保障房一方面可實現不同住房人群的居住融合，不至于形成因保障房獨立開發造成的“郊區化”現象；另外，大面積配建也有助于政府和競得人進行管理，同樣可讓那些低收入人群享受到高質量的物業管理。如果信息不透明，就有可能使原來承諾的配建計劃“口不對心”，并隨著地價和房價波動而發生“事過境遷”。
  　其實，國資委根本沒必要呼吁全國人大明確國企的定位。因為僅就房地產開發領域而言，本來就有商品房和保障房兩種不同的功能。如果央企是在開發商品房，自然應定位為“經濟組織”，如果是在承擔保障性住房的開發任務，自然就在扮演“社會公共服務組織”的角色。這一點，民營企業在配建方面同樣沒“奶酪”可吃。
　　如果偏要說房地產的利益格局是在分化和遭遇挑戰，這也與央企以往在住房問題上的社會觀念薄弱有關。實際上，建好保障性住房就是央企承擔公共責任的最好體現。這里面，除了不能有“投機性”外，同樣不能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倘若央企能帶頭公開保障房配建計劃，不僅可以讓輪候的居民按圖索驥，還可帶頭推動保障房的全部信息公開，同樣也有利于央企擺脫“地王”的陰影。這比國資委替自己的屬下“辯解”或許更有說服力。

(作者系中國房地產研究會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