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近期逼宮人民幣匯率的壓力有增無減。盡管美國財長蓋特納16日針對美國百名議員施壓中國人民幣匯率一事評論稱，他認為“國會給中國施加壓力是沒有必要的，并且可能會起到相反作用”，這多少緩和了中美間圍繞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緊張氣氛，但他無法從根本上消除橫亙在中美上空上的人民幣匯率問題陰霾。關于人民幣匯率的“舒默議案”可能升級并進入美國立法程序。
　　中國政府主張匯率自主、反對別國不當干涉的態度是一貫的，溫家寶總理在兩會期間會見全國政協經濟組委員時承諾：中國不會屈從于任何壓力，并希望給予企業和民眾一個人民幣匯率穩定的預期。
　　中國匯率政策的調整不是由別國教我們怎么做或受制于國外壓力下的政策被迫調整，而是要自主、漸進、可控地進行。
　　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中國匯率政策面對的國內、國外情況比此前更復雜也更迫切了。中國匯率自主原有的單純依靠中央政府政策宣示和外交攻防已很難平息美國等國家的政治責難。這不僅因為政府政策在西方所謂民主法制的政體里本身就和民意構成兩套體系，而且在西方“匯率操縱”的法律語境下，政府的相關政策宣示往往被解讀為法律之下的可操控的“自由之手”，一旦受到壓力就可以被動彎曲或隨風搖曳，不似法律那樣剛性，這也是西方諸國壓中國匯率政策調整的法理基礎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強調匯率自主往往會直接承受西方國家的政治壓力，沒有直接相關的由“民意機關”全國人大通過的匯率法律作為中間緩沖區，這是影響中國匯率自主的制度缺陷，也是影響我們匯率自主政策效能發揮的主要誤區。
　　實際上，匯率自主的核心是匯率自主調整的“法律化”和匯率法律制度的剛性，這不僅就受匯率政策指責的中國而言，而且對于指責中國的美國等國家而言尤其如此，惟有法律方能給予國內外相關匯率市場參與方一個人民幣匯率穩定的預期。譬如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個別議員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試圖舍棄更符合契約法治原則的主管國際機構IMF而尋求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就是在濫用WTO多邊爭端解決機制，為自己的人民幣匯率問題逼宮行為尋找制度手段。對于這種行為中國要綜合運用IMF和WTO兩種制度手段，通過將來制訂的國內匯率法堅決予以法律回應。而就中國自身匯率法律建設而言，要抓緊制訂匯率調整標準的相關法律，依法確定匯率何時調整、如何調整以及授予行政機構的操作彈性有多大。從長遠看，備受爭議的出其不意調整匯率政策要逐步退出國家經濟舞臺。

（作者系北京市萬商天勤律師事務所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