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北京市進行六宗土地拍賣。不出各界所料，這次涌現出新科“地王”，而兩會上總理、代表、委員對高房價的討伐聲，言猶在耳。這是一個巨大的諷刺，也說明房地產市場已陷入癲狂狀態，中國經濟、社會很可能遭其拖累。
　　地王頻出，首先說明，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已經鑄下大錯。近來人們關于房價的議論，多怪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貪婪的土地財政追求，確實推動了房地產市場的癲狂。比如，僅15日一天，北京市各級政府就獲得了143.5億元的土地收入。有如此巨額收入，地方政府當然會采取一切辦法推動房價單邊上漲。
　　盡管如此，對房市癲狂承擔主要責任，還是當為貨幣政策當局。基于一些貌似有道理和另外一些也許站不住腳的理由，中央銀行持續地實施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大量廉價貨幣涌入經濟過程，導致人們形成貨幣貶值也即通貨膨脹的預期。為回避這一風險，企業和個人爭相涌入資產市場，在各種條件約束下主要進入房地產市場。這些資金同時通過多個管道流入：開發商獲得廉價開發資金，投資者、投機者獲得廉價炒作資金。由此，整個社會形成了房屋價格持續上漲的預期，這一預期支持了地價的快速上漲。
　　上述簡單分析說明，地方政府獲得的巨額土地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銀行奉送上門的。當然，貨幣政策當局采取寬松貨幣政策，也有自己的考慮。但當房地產行業積累的風險，包括經濟風險、社會風險乃至政治風險已經足夠大時，其他理由也許就該讓位了。
　　北京新地王的身份結構則說明，經濟結構的“再國有化”進程仍在加速進行當中。去年以來，有識之士提醒決策者、社會注意“國進民退”的趨勢。有些專家、官員出來辟謠說，不存在這種現象。但這一次，京城三大“地王”均為中央直屬國有企業。去年各地涌現的地王也基本上是大型國企。不用去看山西的煤炭產業強制合并，僅房地產行業發生的事實就已清楚證明，“國進民退”乃是一個已經發生、正在進行并將持續的現象。
　　這一再國有化現象的出現，有其內在的邏輯。先不管其中的政-經結構因素，單是貨幣政策就必然讓國有企業修煉成地王。中央銀行多發的鈔票不可能在同一個時間內被均勻撒布到經濟過程的各個環節、角落。這些新增貨幣沿著既有的政治-經濟結構注入，首先獲得這些資金的必然是那些享有特權的強勢企業，大型國有企業即在此之列。
　　事實上，過去幾年來一直存在、去年以來尤為顯著的“再國有化”過程，皆拜通貨膨脹政策之賜。考察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史就會發現，每一輪寬松貨幣政策，都伴隨著再國有化進程。
　　分析地王的結構，還可以發現中國經濟結構正在迅速房地產化的可怕趨勢。本次三大地王中，除遠洋是專業房地產公司之外，另外兩家新貴是中國兵器裝備集團、中國煙草總公司。在當天昌平區的土地拍賣場上，競拍企業中還有廣告公司、抵押擔保公司。非房地產行業的千軍萬馬殺向房地產業，與民眾爭相涌入房市買房，構成了當下中國經濟最引人注目的現象。
　　企業和民眾殺入房地產市場的原因可以理解：通貨膨脹政策推動房價持續上漲，房地產行業的預期利潤最高。事實上，在房價強勁上漲的預期下，只要競得土地，無須進行任何開發，囤積上幾年，企業即可成倍獲益。沒有哪個產業的回報會如此之高。民眾同樣如此盤算：買下一套房子，房價以每年20%甚至40%的幅度上漲，什么樣的投資能有這樣高而穩定的回報率？
　　然而，從治國的立場看，房地產業如此瘋狂膨脹，太多企業、個人卷入房地產業，其命運與房地產的泡沫性價值緊密聯系在一起，也就是在積累經濟與社會風險。房價越高，地價越高，風險也越大，政府可用于化解風險的政策工具也就越來越少。比如，房地產市場的資產價值越高，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回旋余地就越小，它會被房地產業挾持，只能單邊維持寬松政策。現在的中央銀行恐怕已經處于這種騎虎難下的困境中。
    可以說，在輿論和政治的強大壓力下地王已然再現京城，說明中國的房地產業已經形成了自我循環的邏輯，這個邏輯睥睨一切，因為它已經做得足夠壞，以至于誰也不敢懲罰它。在這個邏輯支配下，房地產業變成了一個大賭場，全社會的財富在這里進行著一場逆向大轉移：各級政府吸納民眾的財富；大型國有企業占有越來越多資源，擠壓民營中小型企業的生存空間；收入較高、財富較多、可以玩房屋賭博的社會群體則在狂歡般的投資、投機中，持續地壓低中低收入者所持現金的購買力及其可憐的財富的價值。
　　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