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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3-11 作者:譚豐華 來源:上海證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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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富才能國強。在今日的國際國內政治經濟情境下，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意味著建立健康可持續的產業結構，培育更強的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建立健全法制高效的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健全居民收入正常增長機制等等。這是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充分利用和平崛起契機提升國家競爭實力，增強民族自信的必由之路。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向本次全國政協會議提了一份提案，建議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未來5年間，使城鄉人均收入翻番，年均增長率不低于15%，使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從約60%提高到70%左右，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從2007年的39.7%提高到50%左右。
所謂國民收入倍增計劃（Income
Doubling
Programme），意指在一個相對確定、較短的時期內，通過提高國民經濟各部門生產效率和效益、顯著提升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機制等方式，實現居民收入翻番目標的一種經濟社會發展方案。此處的國民收入，并非指統計學意義上的GDP和GNP，而實指居民收入。1960年，日本池田勇人內閣宣布啟動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采取了包括充實社會資本、實行最低工資制、推行社會保障、增加農業者收入、推動中小企業發展、削減個人收入調節稅和企業稅等一系列國民收入增長措施，僅用7年就使日本國民的收入翻倍，到1973年翻了2倍。
今天，我們也面臨著日本50年前面臨的如出口受阻、收入差距過大、個人消費不足等等一系列問題，實行收入倍增計劃有一定的效仿及探索性意義。而其歷史意義在于，跨越“拉美陷阱”（GDP處于人均1000美元至3000美元間的可能危機），在相對明確的歷史時期內，使經濟總量、人均量和經濟品質踏上一個更高階梯，大幅度增加國民財富，壯大社會中間階層，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整體上提升國家的經濟社會面貌。
不可回避的現實是，由于制度的路徑依賴，長期以來國有體制形成的不合理的壟斷部門利潤分配模式，嚴重損害了公平原則并無益于居民收入的增進。由于進入壁壘和其他政策因素，多種經濟成分的公平競爭難以實現，阻礙了以市場競爭為動力的企業自主創新和效益提升，不利于從總體上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由于土地制度的束縛，農民無法通過流轉方式實現土地增值，不利于農民收入的提高。2007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份額僅為39.7%，而世界重要經濟體一般都高達50%至57%；我國企業營業盈余高達31.3%，而上述國家則只介于20%至25%之間。因此，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既有很強的現實必要性，也有制度和政策上的現實可行性。
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其時間向度上的涵義是，注重居民收入增長的穩定可持續性，其最終追求乃是居民福祉的增加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廣東在2008年提出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提出力爭全省職工工資每年遞增14%以上，2012年的工資水平比2000年翻兩番。但在金融危機等眾多因素的沖擊下，該計劃并未如期實現，但因為倍增計劃對企業自主創新和生產力提高、經濟結構轉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提出了現實可行的訴求，其意義依然可觀。
“倍增計劃”并非要求居民收入的強制增長，若從更寬闊的歷史視角看，“倍增”的最大意義或許并不在多過一倍或少于一番，在我國，其題中應有之義必然包括：建立健康可持續的產業結構，培育更強的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產業技術創新，建立健全法制高效的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健全居民收入正常增長機制等等。
從空間上看，國民收入的“倍增”應是均衡的倍增，“倍增”計劃中的收入應是均衡的可支配收入。根據庇古的福利經濟學觀點，要實現更大的社會福利必須增加國民收入，同時在分配方面必須消除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在效率原則下均等固然不可能實現，但均等化過程將必然裨益于居民收入的提升和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在我國現階段，基于“邊際生產力”的可拓展空間考慮，尤其應注重緩除產業、行業和區域間的收入不平等，其中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意義非凡，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被寄予厚望；應對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進行調控，并建立常態的壟斷行業和國有企業收租分紅機制，通過“提低控高”提高中低收入行業的收入水平；而貧困落后地區的區域性開發，同樣是“倍增計劃”最具可能性的路徑之一。
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可能路徑是：首先，制定“倍增”的總體和階段性目標，以及實施路線；其次，通過市場機制的完善、新的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的制定，提高國民經濟各部門生產力和經濟效益，有效提升居民的工資性、經營性、財產性等收入，并佐以科學合理的收入分配機制，最終顯著而普遍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在此進程中，需注意以下幾個問題：首先就是政府、企業與居民的利益協調。毋庸置疑，這必有賴于企業提升效率和效益，有賴于政府科學合理協調財富分配并進行醫療、住房、教育及養老等方面的保障，同時也有賴于居民及其社會組織收入談判能力的提高。
政府可能會擔心財政收入因此減少。事實上，國民收入增長乃是一種高效的“經濟價值發生機制”，同時也必然是政府財政收入的源泉。仍以日本為例，“倍增計劃”結束時，其國民生產總值實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1.6％，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也達到
11.5％，遠超計劃目標。還有一種擔心是，工資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實際上，日本在實施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之后也出現了通脹。理論上看，在一個收入預期相對穩定的市場中，產品、服務的需求和供給不會出現劇烈變動。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目前我國勞動力要素價格過于低廉，勞動者工資收入的相當部分充當了企業利潤；若能依市場力量實現工資收入增長并實現穩定的預期，通脹將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
“收入倍增”意義重大。民富才能國強，通過民富實現國強，這是值得深入探索的思維理絡。質言之，在今日的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復雜情境下，努力達成居民財富的快速增長，是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充分利用和平崛起契機提升國家競爭實力，增強民族自信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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