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政經轉型”的障礙性因素

    3月5日上午，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開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作了政府工作報告，審查年度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給出的經濟增長目標為8%，CPI控制在3%以內，M2增幅為17%以及新增貸款7.5萬億元，這是一個中性偏積極的目標。溫家寶總理同時表示，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進一步擴大開放，繼續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努力實現新的突破。
　　多年以來，兩會期間的代表、委員們熱情而又積極地行使議政職能，提出很多好的提案、議案，主要圍繞涉及公眾生活的民生領域或更多微觀問題，比如今年大會熱點比較突出的改革收入分配、抑制房價等等。而政府工作報告除了總結上年工作，提出的新年任務也主要圍繞這些熱點。
　　應當說，反映民意關注民生是議政者的主要責任，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工作任務。但在轉型期間的中國，紛亂復雜的民生問題僅僅是表象，其本質是體制缺陷衍生的結果。因此，我們應該珍惜如此重要的會議，集思廣益提出治本的良藥。
　　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積累了很多問題，比如貧富差距過大，經濟結構失衡等，具體表現為微觀的民生問題與市場扭曲。因此，在過去幾年，中國政府一方面通過宏觀調控手段努力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另一方面，將更多的政策資源用于應對民生問題，這決定了政策的短期化特征，而沒有更多的精力推進體制性改革。
  　按照一些國際組織的定義，人均GDP900美元被定義為低收入國家，從900美元到11000美元左右屬于中等收入國家，一般要面臨“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改革陷阱。中國早已經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同樣遭遇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與推進民主政治轉型的雙重壓力，也只有推進改革，才能根治那些短期的表面的問題，為中國的持續發展提供保障和動力。
　　但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1995年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明確提出至今，十幾年來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突破。在過去幾年，政府工作報告更加重視轉型問題，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比如今年的報告也提出，加快推進壟斷性行業改革，推進公用事業改革，切實放寬市場準入，積極引入競爭機制；健全公共財政體系，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等等。
　　這些需要加快的“改革”一直是過去所要推動和實現的，但一直沒有完成。因此，我們認為改革首先應有時間表，還要有約束力，即這些改革目標在執行和落實方面需要建立問責制度，才能夠“加快”推進改革。如果沒有時間表和約束力，自1995年以來的轉型改革可能繼續踏步，并且給了舊有不合理的制度更多的時間來積累更多的矛盾，惡化改革的條件和環境。
 　經濟轉型遲遲無法有效的推進，主要因為目前的政治體制不但無法激勵改革，而且是經濟轉型的最大障礙，所以溫家寶總理在工作報告中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中國過去和現在仍然是以GDP增長為干部的考核指標體系，這種激勵制度決定了中國的發展模式就是行政主導的模式，而從中央到地方對要素的控制以及利益強化了這種模式的不可動搖性。如果不改變這種政治體制，就無法轉變經濟發展模式。
　　溫家寶總理在報告中也指出，“我們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領域的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就不可能成功”。早在1986年，鄧小平同志也曾經說過，“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現在的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
　　因此，我們認為，在關注民生與宏觀調控等短期行政行為之外，中國迫切需要推進深刻的制度性變革，才能化解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重續中國奇跡。我們看到，溫家寶總理在報告中強調，“堅持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使各項政策更加符合實際”、“強化行政問責，對失職瀆職、不作為和亂作為的，要嚴肅追究責任”、 “職能轉變不到位，對微觀經濟干預過多，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比較薄弱”等等。這些確實正是需要加以改革的既有問題，但是，除了勇于自省之外，沒有制度和法律確保決策民主、行政問責等諸如此類的治理訴求，也就無法真正改變。改革必須同時從中國政治體制入手，否則，無法建立新的公開、透明、民主、科學的行政機制，中國需要一些從上到下的變革，以保衛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繼續推進中國的繁榮和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