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人均GDP與經濟增長結構轉換的經驗規律，人均GDP水平達到4000美元左右，是個歷史節點，此時，中國經濟能否真正邁向經濟發展更高階段，經濟發展動力結構、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結構、對外經濟結構等增長格局的調整和轉換，將是關鍵所在。而調整收入分配、構建社會安全網、遏制高房價，都與此密切相關。
　　重整國民財富，無疑是貫穿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主線。無論是調整收入分配、構建社會安全網、遏制高房價，甚至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等，都與此密切相關。這將深刻地改變我們以往的盈利模式，只要結構轉換這一步跨過去，中國經濟增長就將步入一個嶄新階段。
　　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有報告稱，2010年我國人均GDP將近4000美元，這對于我國經濟發展意味深遠。按照人均GDP與經濟增長結構轉換的經驗規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進入重要轉折時期，經濟社會將逐漸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經濟增長由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轉變。
　　歷史經驗表明，雖然國與國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但經濟增長結構轉換點與人均GDP水平存在基本的一致性和共性特征。
  　首先，經濟發展動力結構發生新變化。在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左右的水平時，已大致具備了經濟增長結構轉換的條件。部分發展經濟學家，如劉易斯、錢納里、羅斯托等人的工業化理論與發展階段理論，都說明這是一個經濟增長結構轉換的臨界點。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主要可劃分為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四大動力。在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的階段，技術創新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所以，各發達經濟體在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后，逐漸放棄“以資源促發展”、“以市場換技術”、“以利潤換資本”等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前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由以主要依靠投資驅動逐步轉向主要依靠創新驅動。
　　其次，產業結構出現新變化。第三產業上升為主導產業。產業結構變化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內容。根據“配第—克拉克定律”，以及錢納里、庫茲涅茨的研究，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將呈明顯下降趨勢，產業結構的重心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這是產業結構趨向高級化的規律。從第二產業內部結構看，重工業的比重逐步提升；從整體產業結構看，第三產業將逐漸取代第二產業而居于主導地位。人均GDP在達到4000美元之前，經濟發達國家基本處于工業化時期，“投資主導-工業推動”的組合是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之后，由于消費快速擴張，服務業迅速崛起，“消費主導-服務業推動”的組合逐漸成為新的增長動力，第三產業比重超過60%而成為主導產業，產業結構呈現高級化。
　　再次，勞動力與就業結構出現新變化。大多數發達國家在進入人均GDP4000美元后，也伴隨著人口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巨大變化，出現了 “劉易斯拐點”，從而進入了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此時，為積極提高人口素質,與人力資源相關的一切領域，都發生了重大調整，特別是在勞動分工、產業結構、就業結構，以及儲蓄、消費、投資、社會保障等領域發生了深刻變革。
　　第四，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出現新變化。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后，經濟體發生的一個直觀明顯的變化，就是中等收入階層崛起成為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并且這個中產階層迅速擴大。在現代發達國家中，中產階層人數眾多，如在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地區，中產階層占全社會家庭總數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產階層是市場消費的主體，具有強勁的購買力，是消費需求持續擴大的主要來源。同時，中產階層的形成，是推動社會結構由“金字塔形”向“橄欖形”轉變、促進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中產階層是發達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對人均GDP向更高階段跨越發揮了重要作用。
　　最后，對外經濟結構出現新變化。歸根結底，一國的經濟發展取決于本國資本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依靠外來資本集聚來支撐工業化進程的格局，無論如何是不能持久的。根據鄧寧的投資發展路徑(IDP)理論，一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NOI，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差額，是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函數。到達一定階段時（比如人均2000至4750美元）,進行投資階段的轉變就成為必然選擇。而推動這一轉換的關鍵，是提高對外投資的收益率，促進本國資本競爭優勢的形成。衡量一個國家對外經濟成熟度的重要指標是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盈余。一般而言，經常收支持續保持盈余，貿易服務性收支縮小，所得收支盈余以及對外資產余額增加，表明一國正在向成熟的債權國過渡。比如上世紀80年代后日本，國際收支經常項目中的所得收支盈余超過貿易盈余，表明那時日本對外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已經開始從“商品輸出為主”向“資本輸出為主”轉變，日本經濟也由此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應該說，金融危機給了我們一次深刻反思和學習的機會。當前，我國盈利模式正面臨著深度轉型的重大挑戰，長期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要素紅利、人口紅利以及全球化紅利的勢能都在衰減，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增長，以大量增加資源資金投入維持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走到盡頭。2009年中國財富增長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真正邁向經濟發展更高階段，動力結構、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結構、對外經濟結構等增長格局的調整和結構轉換，將是關鍵所在。
　　我們別無選擇，非得跨過這道坎不可。

（作者系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