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地方“兩會”的召開、閉幕，各類的議政成果也隨之多了起來。隨著近年來“民生”話題的熱絡，談論調高最低工資標準等時髦話題的人大代表議案、政協委員建議也頗多，這之外，作為行政響應立法的表率案例，還有很不少的地方政府，例如江蘇，又如天津，動作極快地隨即表示，將上調或擬上調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
　　但必須指出的是，雖然調高最低工資標準看似是惠及所有勞動人口的辦法，但最低工資標準的外部性或副作用甚大，實在不可輕易地操作。如果調高過快、幅度過大，或者調整過于頻繁，則對當地就業率的負面影響將可能大過正面作用。尤其對廣東等東南沿海地區以制造業為主的地區而言，產業升級過程之中，部分年輕的、非熟練的工人就業可能因為受到最低工資調高的影響，失去就業機會或者崗位，這還可能帶來無法預知的社會問題。
　　為說得更明確些，我們不妨分析下調高最低工資可能帶來的連鎖反應——首先是最低工資調高，在此基礎上，所有與工資有關的比例支出，例如公積金、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都會同步提高。暫先不論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陪綁”支出，單以企業主角度看，他面對雇傭成本上升的第一反應，無非是控制費用。特別是在當前市場前景還不明朗的情況下，企業主在上年雇傭總費用一定的情況下，砍掉多余的、技術不熟練的勞動者將是第一選項。
　　這樣，貌似存續就業人口的收入福利水平提升了，但由于調高最低工資所導致的裁員問題，其所帶來的相關社會成本與負擔卻被忽略了。此外，這些被裁員的人重新就業的話，所有新職位的提供者也因為面臨最低工資調高的約束，預算受到影響，或者少招人，或者用更高的最低工資來招聘更熟練的員工。
　　最后，除非經濟形勢快速向好，否則這部分因為工資增量而被“擠出”的勞動力，將落得“多數歡笑、少數發愁”的下場，幾乎無法再按照新工資標準尋找到合適的崗位……
　　特別地，這還只是一個開始。畢竟，新增勞動力多數仍缺乏技術和經驗，這也可能導致新增失業人口數量的倍增。如此一來，增厚勞動者收入的政策就可能成為降低就業總水平的政策。
　　學理上，如果認同勞動力要素的價格也服從供求規律，其實已經有大量的文獻將上述簡單、粗糙的推理形式化和精細化，即提高最低工資會壓低社會就業率，而且，被壓低的就業率往往是最需要就業和崗內培訓的新生就業人口。
　　由此推廣開來，當下關于最低工資標準的熱議，其中或還蘊含著一個亟待說明的重要道理。也即我們的決策者、議政者們，可不能僅以道德層面的高姿態來說嚴肅的事兒。所謂科學決策、民主議政，其最重要的內核是民主和科學，而不是所謂的效率乃至愛心。誠然，民眾所喜聞樂見者，無非“關照弱勢群體”、“體貼民生福祉”等亮麗的概念、口號。但是，如何將這些口號、概念落到實處；如何保證落實效果；如何保證落實行動在見到效果之前，始終走在正確的軌道上，卻是莫大的問題。
　　超越一般的道德論證需要更為客觀的理性思辨。特別是從國際經驗看，調高最低工資往往是配套其他行政措施的，例如對中小企業減稅，或者增加公共就業項目等，絕少見過單靠一個最低工資調高能取得理想效果的案例。
  　因此，筆者以為，當咱們的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建言提高最低工資后，各地政府暫不忙一刀切地出臺行政操作方案，且不妨讓中小企業主們就此參與可行性討論。當然這種討論，絕非形式大于內容的“價格聽證會”，重點應還是讓那些被行政操作的對象，也是另一種意義層面的弱勢群體，有充分、廣泛的發言機會，有表達屬于自己的觀點的機會。一者，調高的必要性能越辯越明；二者，調高的尺度能更清晰；三者，大家都能避免反復“被代表”的命運。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