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泡沫化”復蘇的全球經濟，現在變得越來越脆弱。一旦虛擬經濟開始擠“泡沫”，潮水退去后，一些缺乏實體經濟支撐的“裸泳者”將暴露無遺。
　　近期，美國股市的下跌，讓美國民眾普遍產生了擔憂，擔心美國經濟露出“光腚”。因為自次貸泡沫破滅之后，美國的實體經濟并未填實這個窟窿，只是用擴張性的美元政策和虛幻的股市吹起了另一個泡沫，將之前的缺口補上，只是將矛盾轉移了一下。現在股市開始下跌，泡沫化轉移難以為繼。于是，奧巴馬現在又開始轉移視線，欲將美國經濟的困境和雙赤字歸咎于人民幣匯率問題，并稱要對中國采取較強硬的措施，以確保中國遵守貿易法則。
　　如果奧巴馬是為了緩解民眾壓力和應付國會即將來臨的選舉，采取轉移視線的方式，倒也無所謂，畢竟政治家都諳熟此類伎倆。另外，人民幣匯率也不可能會被他摁著升值，更不可能被別人威脅著升值，人民幣匯率有自己的主張和策略。對此，我曾建議中國應該立即對國際資本流入采取必要的約束和管制，尤其對人民幣匯率要實施“對我有利”的策略，引導和降低人們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首先，如果現在過度強化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則會引入更多的國際資本流入中國，會讓中國的資產價格泡沫和通貨膨脹進一步飆升，會迫使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方向，從而讓正在調整結構和升級產業的中國經濟陷入被動。
　　現在全球各主要經濟體都實施“按兵不動”宏觀策略，如果施壓人民幣升值的策略得逞，則會迫使中國早于別的主要經濟體“退出”，正好會給美國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買單，會達到美國所希望的“平衡”。但是，一旦中國經濟再次出現回調，全球經濟的形勢會更加嚴峻。最近，筆者參與幾個大型國際會議，發現全世界的學者和投資界人士都在談論中國，以及討論中國的未來。顯然，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快速復蘇，不光是中國自己的希望，更是全世界的信心和希望。因此，美國不能再以一貫的思維來遏制中國的發展。
　　其次，筆者不贊成人民幣快速升值的理由是擔心新一輪危機過早來臨。如果人民幣快速升值，達成了美國希望中的平衡，則美聯儲將會以政策退出和防通脹為借口來反手加息、讓美元升值，最終的結果不但會掠走別國的財富，美元釜底抽薪還會導致各個國家的資產價格暴跌、泡沫破裂、流動性不足，宣告新一輪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因為，量化寬松的美元已經埋下了金融危機的種子，現在這顆種子正隨著資產價格泡沫、大宗商品價格等一起發芽。如果說此輪全球泡沫因美元貶值而生，那么這個泡沫在未來一定會被美元升值所戳破。
　　如果美國要實施這個策略，則首先要完成資本的大量輸出和別國泡沫的過度膨脹；其次要在美國政府債券發行計劃完成和宏觀結構達成“平衡”之后，美元先貶值一段時間再反手加息。因此，中國如果現在實施“有升有貶”的策略，則會抑制美國的全球金融“洗劫戰略”，可以延緩新一輪金融危機爆發的時間；同時，中國可以適當應用手中持有的美債“工具”，當美國政府再次大肆發債時，可以策略性拋售，以抑制和延緩其發債計劃。
　　第三，美國的貿易赤字和全球經濟不平衡不是由人民幣匯率造成的，美國產品價格高企并非是低微的匯率差異導致的，而是由美國的出口政策和最低工資標準導致。現在強迫人民幣快速升值只是一個多輸的局面。
　　我們知道，在經濟不景氣的情形下，降薪和裁員應該是正常的經濟行為，但如果有最低工資標準，工資不降反升，那么，他們的產品成本能降得下來嗎？況且，隨著中國和亞洲經濟的增長、科學技術實力的提升，對發達國家的一些低端產品需求必然會減少。如果美國放開一些先進的高端技術產品出口，估計他們的貿易逆差很快會得到改善，中國也會大量購買，但美國一直限制和封鎖這些產品的出口，以維系霸權地位和技術實力。因此，其貿易逆差是由美國自己的封鎖造成的，不應該怪罪別人。
　　第四，美國主要以高端產品和服務來出口，而中國則是以低端產品出口，二者在產品出口方面并非在同一層次競爭。比如，美國搞軍售輸出，而中國出口更多的則是廉價的日常生活用品，即使中國抑制人民幣匯率，也是以廉價的勞動力來補貼全世界，并沒有因此而抬高美國的軍火產品價格和讓美國軍售受阻。
    因此，二者之間并沒有太直接的競爭關系，中國的工業產品是在與發展中國家競爭，而非與發達國家競爭。美國的指責顯然是不當的，以此來施壓人民幣升值和遏制中國經濟增長，更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