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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制定的中央一號文件中，首次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所謂“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農民工，全國人數大約有一億之巨。這一群體何去何從，成為中國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重大問題。若解決不好，不利于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而能夠解決的唯一答案，就是讓他們融入城市。
新生代農民工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存在身份認同的危機。這些在較好生活條件下成長的新生代是從學校直接進入城市，因此，不像父輩一樣能夠吃苦耐勞并有返回農村的想法。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回不去農村，因為那里沒有他們所要的工作和生活，也沒有一個精神認同的群體。所以，他們進入城市徘徊在邊緣卻無法扎根。
新生代與父輩的特質大不相同：他們不愿只做苦力，而是追求較好的工作環境并講究體面。事實上，他們只是要求作為正常人的工作狀態，而非父輩所要承受的艱苦勞動環境，比如日夜加班、環境惡劣，他們不要像一頭拉磨的驢子一樣作為工具存在的人生。但是，由于中國比較缺乏職業技術教育，新生代過高的期望與缺乏必要的專業技能以及中國仍處低端的產業結構形成沖突，陷入市場與個人相互不滿的矛盾之中。更為不同的是，他們沒有父輩般勤儉并要承擔家庭責任，他們喜歡消費并盡量的追求個人自由與享受。
這一系列的特征，構成了他們邊緣身份、個人能力、生活方式與人生目標、市場結構的激烈沖突。他們其中很大部分是在幼年時期被留守農村無人看管長大，而青年期也對自身行為的認知和控制能力普遍不高，貧富差距及城鄉落差過大給他們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追求物質與精神享受的他們所處于一個普遍存在社會不公、企業侵犯民工權益的社會環境里，很容易誘發犯罪或不穩定因素。因此，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將會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現在，推進城鎮化成為解決這一難題的主要方案，也就是“把符合條件的農業人口轉變為城市居民”，而且政策要求符合三大條件：第一，農民工進城有一定的就業年限。第二，有比較穩定的就業崗位。第三，有比較穩定的住處。這些人轉為當地市民后，可以享有和當地市民同等的權利。無論在就業、培訓或者保障性住房、社會保障、子女就學等方面。
中國城市面臨一群有來不回的新生代農民工，這將迫使政策加快推進城市化來承載他們。2008年的統計顯示，中國城市化率為45.68%，但是，這個統計把每年在城市停留6個月的農民工也納入城鎮人口，顯然是一個不太接近現實的數據。在一個持續高速發展的時期后，城市化高潮已過，面臨內需不足與轉型的中國經濟，顯然缺乏足夠的城市化動力，提供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給這些年輕人。
因此，目前所要求推進的城鎮化（城市化），或許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眼里更多是刺激經濟發展的方式。在過去的若干年，城市化就是發展地產業、擴建基礎設施等，以“城市化建設”代替“人口的城市化”，這種具有周期性的建設一旦結束，農民工只能像候鳥一樣返回農村。
當前要求吸納新生代農民工入城的城市化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地方政府可能更喜好城鎮（城市）建設以拉動GDP增長，而無暇顧及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身份問題。除了戶籍之外，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和動力去為留城的農民工建設保障性住房、提供健全的公共教育、完善他們的社會保障以及增加醫療設施等。應當說，這也是城市人口目前普遍需要提供的公共資源與保障，仍然有待解決之中。
事實上，不只是新生代農民工存在生存的困惑，而是整個中國新生代都存在相同的壓力。即使在城市之中，走向社會的“80后”目前也普遍遭受就業難、高房價與通脹的生存困境。
中國年輕一代面臨同樣的難題：盡管經濟仍然保持增長，卻無法提供足夠的工作，而轉型的壓力將進一步造成就業機會的稀缺；與此同時，高增長的副產品資產泡沫與通脹卻是揮之不去的夢魘，壓得80后喘不過氣來。
這是發展模式帶來的難以避免的副產品，即公共資源不足、經濟結構失衡、貧富差距拉大，這一系列問題構成了中國滯脹的風險，經濟增長乏力而無法提供就業，物價繼續上漲增加生存壓力。新生代農民工只是無法獲取改革收益的一個人群，經濟增長給了所有年輕人以夢想，如果要得到機會，只能靠政府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