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踏入了復蘇上行通道后，美方接連針對中國產輪胎、金屬絲網、銅版紙、油井管等出臺嚴苛的貿易保護措施，“人民幣匯率問題”重又升溫。即便奧巴馬和財政部主觀上有意淡化人民幣匯率問題，國會中一些親工會或制造業等利益集團的兩黨議員又哪里會錯過對中國發難的難得表現良機，這幾乎是美國選舉政治中必然現象。
　　按照NBER的權威判定標準，美國經濟2009年第四季度GDP強勁增長5.7%，實現了連續兩個季度的環比正增長，無疑已正式走出了衰退。隨著全球危機陰霾逐漸散去，在沉寂一年多以后，2010年人民幣升值話題很可能暴露于聚光燈下，再度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對于2010年人民幣是否會繼續升值，一般并沒有太大疑問。唯一的懸念在于：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步伐到底有多快？是以2006年至2007年期間年均6.8%以上的速度大步飛奔，還是像2008年那般走走停停？ 目前，國內市場分析人士對此大多持謹慎態度，即認為人民幣兌美元上半年將繼續保持穩定，下半年可能會有適當升值。其中，“3%至4%”的預測已屬樂觀，更一般的看法是，升值幅度恐“難超2%”，甚至“有可能在1%以內”。原因無外乎是，在經歷過這場世紀危機后，中國的出口行業亟待休養生息，此時若談大幅升值，似乎不近人情。
　　這樣的預期，當然是建立在歷史經驗證據基礎之上的。遠的且不論，近年來讓人印象深刻的莫過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結束后，人民幣并未延續1994年匯率并軌以后開始的升值過程，而是與美元在8.27、8.28一線“盯”了整整8年之久，使中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成了事實上的固定匯率制度，但由此也開創了中國經濟發展史上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累積最為快速的階段。
　　若僅從經濟視角來考慮匯率水平，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開放經濟體而言，未來一段時間保持匯率水平穩定、甚至不升反降，的確符合出口企業的短期利益。眾所周知，這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在過去30年里，對解決中國農村億萬剩余勞力的就業難題，功不可沒。
　　可是，出口行業并非中國經濟的全部；國內還有大量進口部門、非貿易品和服務行業，以及眾多雄心勃勃想早日“走出去”的企業需要發展，而這些企業往往偏好一個較高的本幣匯率。更重要的是，人民幣保持持續向上的調整姿態，也將激勵更多中國企業下定決心實現技術改造或向產業鏈中高端轉型——危機中出口行業的脆弱表現，恰恰表明傳統的增長模式的反思和調整已刻不容緩。
　　此外，市場上的一些觀察者也習慣于參照境內外人民幣兌美元的遠期價格來預測其趨勢變化。但無論是國內人民幣遠期交易價格，還是境外一年期無本金交割遠期（NDF）水平，反映的主要是基于匯率水平與其均衡價格差距，從長期來看，兩者之間當然有個逐漸收斂的趨勢；但這并不必然代表今后一段時間人民幣兌美元走勢的真實圖景。
　　可以說，對于中、美這樣的大國而言，匯率決不僅是個單純的經濟議題，它同時還是一個極其敏感的政治和外交問題。在未來全球經濟復蘇階段的一到兩年內，人民幣兌美元會如何走，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中美兩國政府之間如何互動。
　　從美國角度來看，一些特殊政治、經濟因素匯集到一起，為2010年中美關系中的人民幣問題平添了幾分風險和不確定性。
　　2010年是美國經濟復蘇的關鍵年。自2008年9月危機加劇以來，為共渡難關，包括中國、美國等世界主要經濟大國在G20的大旗下同舟共濟，美國國內對于人民幣議題的批評和指責也隨之銷聲匿跡。然而，當2009年第三季度經濟增長由負轉正以后，可以說美國經濟的一只腳已踏入了復蘇上行通道。外部壓力減輕后，這種危急時刻的合作情誼對于美國而言就不再那么必要了，于是美方接連針對中國產輪胎、金屬絲網、銅版紙、油井管等出臺嚴苛的貿易保護措施。在這種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問題”重又升溫也是遲早的事，并不會特別令人意外。
　　2010年還是奧巴馬試圖重新證明自身價值和能力的一年。在奧巴馬最新公布的國情咨文中，多次提到了失業給美國民眾帶來的焦慮感。目前，10%以上的失業率正令奧巴馬民意支持率持續下降，奧巴馬本人也承認，“仍有十分之一的美國人找不到工作”。因此，未來兩年能否為美國人提供足夠多的就業機會，將成為奧巴馬2012年贏得大選的風向標。而制造業和出口行業，則被奧巴馬視為創造就業的重要希望。
　　回顧奧巴馬上臺一年來的表現，其視野更多是內向型的，而貿易和匯率等對外政策則常常服從于國內現實主義的需要。最令人擔心的是，與小布什不同，奧巴馬并非是個堅定的自由貿易擁護者，而更像個投機者，不排除為達成上述目標，他會在人民幣匯率、貿易保護等問題上與國會達成默契和交易。
　　2010年還是美國國會中期選舉的重要年份。即便奧巴馬和財政部主觀上有意淡化人民幣匯率問題，國會中一些親工會或制造業等利益集團的兩黨議員又哪里會錯過對中國發難的難得表現良機，這幾乎是美國選舉政治中必然現象。
  　而站在中國立場上，這卻分明是一條不容挑戰的紅線。早在2005年7月匯改之初，中國政府就已明確了人民幣升值的原則，即這一進程必須“漸進、可控、主動”。換言之，人民幣升值只能取決于中國政府自身的判斷和時機選擇，而不會屈從于外部壓力。但這種針鋒相對的政治態度，也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扭曲國內對于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實際需要。
　　故此，美國行政、立法部門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不斷指手畫腳，只能產生負面效果；相反，倘若美方降低調門，留出政策空間，或將有助于中國政府根據國內外實際情況，獨立自主做出邏輯清晰的形勢判斷和政策選擇。

（作者為宏觀經濟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