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運行的正常化要求宏觀經濟政策的正常化。這意味著一年多來可以用過于寬松來定義的宏觀政策需要進入退出周期。鑒于中國經濟周期領先西方主要經濟體，政策退出也就應該走在前面

　　周四出爐的2009年國民經濟年報差不多可以用“虎虎生威”來形容。總體而言，中國經濟活動仍動力十足。但數據同時暗示虎年或也蘊含著令人不安的躁動。未來的一個任務是要避免經濟之虎過于激動，有時也需要它安靜一下。而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中國經濟出現了標準的V形反轉，全年增長8.7％，增速只比2008年回落0.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物價走勢也先降后升，一度彌漫的通貨緊縮氛圍一掃而光。曾幾何時，“保8”還被國內外很多人士看作難以達成的目標。中國經濟率先迎來后危機時代表明，所謂外向型增長模式并非不可撼動。2009全年出口下降16％，也就是說，在西方消費出現明顯回暖之前，中國經濟實現了強勁反彈。不容置疑，這一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脫鉤”假說。事實上，既然中國經濟在趕日超美，那必然就不完全受制于其他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周期。因此筆者以為，中國經濟有望在2010年延續較快增長態勢，達到9.5%。
　　宏觀基本面的快速好轉，驗證了中國只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機一些影響這樣一個判斷。就實體經濟而言，只有出口受外需疲軟影響而出現了明顯下滑。中國的金融部門尤其是銀行系統只遭受了信心層面上的沖擊。這一事實也使得一攬子刺激計劃能夠迅速發揮作用。中國政策的有效性在危機中受到了極大關注。這當然得益于我們強有力的領導體制，同時也應該看到，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未受危機沖擊發生動搖，是重要原因。深處危機漩渦中的西方經濟體，也出臺了類似的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但效果并不顯著。
　　從這個角度看，國內的政策面不應過于看重主要經濟體的政策動向。因為中國本身沒有發生金融危機，且有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危機的不利影響已基本消除。相反，一邊倒的寬松政策已顯露出越來越多的負面效應。
　　當然，我們也應看到，盡管2009年全年宏觀指標較為理想，但月度和環比數據發出了很多令人不安的信號。
　　2009年12月份的CPI和PPI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上漲。從絕對值上看，物價漲幅仍處在2％的安全線以下，但上漲速度超過了此前市場預期。2009年四季度的經濟增長率達到10.7％，盡管有上年基數較低的因素，但這一增長率顯然已達到國民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這意味著經濟運行有向過熱區間運行的風險。此外，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價出現了明顯上漲，這也是主要經濟體未有的現象。此外，部分行業出現相當規模的過剩產能。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過剩的產能主要不是經濟下滑造成既有產能的開工不足，而是在這一輪大規模投資計劃實施中最新形成的。
　　產生上述現象的部分原因在于，貨幣信貸環境以及項目審批過于寬松，這樣的政策導向不利于資源向有競爭力的領域配置，對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的經濟運行也是不必要的。經濟運行的正常化要求宏觀經濟政策的正常化。這意味著一年多來可以用過于寬松來定義的宏觀政策需要進入退出周期。鑒于中國經濟周期領先西方主要經濟體，政策退出也就應該走在前面。實際上，不少國家早已陸續展開政策退出了。
　　未來一段時間里，可以預計，還會出臺一些收緊性政策，預計政策退出策略將具有提前、漸進式特征。政策面甚至在2009年8月就提出了貨幣政策要進行動態優化的主張，當然直到最近一個月才開始真正體現到政策上。目前中國正在從四個方面退出寬松政策：一是通過多種手段控制信貸增速尤其是一季度的信貸增速；二是抑制房地產領域的過熱和過度投機；三是增加股市擴容，控制股市膨脹；四是加強與公眾溝通，管理好通脹預期。
　　這些政策并不是孤立的，應該是政策面取得共識的結果；同時也不能認為這些緊縮是一次性的，而應該認識到這是緊縮的開始。
　　中國經濟已早于預期開始收緊，這在短期內會對市場帶來顯著影響，通常政策出現拐點時其效應總會被放大；但就長期而言，溫和而持續的政策調整，有助于維持經濟在更好的區間里運行。
　　寬松政策的退出也是有選擇性的。寬松的貨幣政策將逐步走向中性，而與此同時，財政政策則會保持擴張態勢。這個政策組合有助于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防止資產價格泡沫化和通脹形勢過快惡化。2010年的投資計劃在去年的基礎上甚至有增無減。
　　從內外平衡的角度，2009年的宏觀經濟看上去更加平衡了，外需下降的同時，內需強勁增長，但消費仍處于支配性地位。2009年的社會消費品零售實際增長率超過16％，是歷史較高水平，但相比30％的固定投資增長率，消費增長仍處于相對劣勢。此外，從投資主體看，中央項目增加較快，但地方政府充當了排頭兵，地方項目投資增長達32％。相比之下，民間投資增速較慢。
　　從2009年的數據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制約消費增加的一些因素。首先是居民收入增加仍相對緩慢。消費占國民經濟比重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居民收入增加的緩慢；其次，我們還看到，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村居民收入增長落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長，這意味著城鄉差距還在擴大，這也制約了消費水平的提高。
　　在結構調整方面，中央陸續出臺的區域經濟平衡方案，將帶動更多地區的資源參與到經濟增長機制中，這些區域振興計劃的覆蓋面之大是空前的。此外，收入分配政策也將有所動作，但這個力度將不是很大。具有財產稅性質的物業稅征收還有待時日，而政府正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還難以發揮實質性作用。相比之下，中小城市戶籍制度的放開更值得期待，這將釋放出較為可觀的有效需求。可以預見，在未來一二十年中，戶籍放開面將擴大至絕大多數城市，消費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將與城市化率同步上升。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宏觀經濟觀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