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爾街日報》近日發表評論認為，中國在2010年面臨三大挑戰：由于流動性過剩和資產價格上漲可能引發的通貨膨脹、由于哥本哈根會議無果而終而可能引發的發達國家對中國實行的貿易保護、收入差距過大。筆者以為，中國2010年出現4%以上實體通脹的可能性極低；貿易保護的交鋒肯定會層出不窮，但發達國家為了自身利益，絕不會逆轉自由貿易的大方向。故而對于通脹和貿易保護風潮的擔心，顯然過慮。而中國分配矛盾的嚴峻性，才是2010年中國面臨的真正威脅。
　　30多年來，改革基本方向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回過頭看，“效率優先”，我們成績十分出色，而另一個目標公平，卻越來越遠離了我們。
　　現在大家都知道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而適度均等的收入分配，更有利于提高消費對經濟的貢獻。因為經濟學的常識是，邊際消費傾向是遞減的，也就是隨著收入的增加，收入用于消費的比例越來越低，而用于儲蓄的比例逐漸提高。儲蓄如果不能順利轉化為投資，就造成產品的過剩和失業。如果資本市場不發達，儲蓄越多，經濟發展就會越慢。所以，不但社會公眾對收入差距的忍耐是有底線的，經濟增長要求的收入差距也是有一定底線的。對于轉型期的中國來說，收入懸殊的危害更大。因為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下的收入差距，將造成龐大的貧困階層。
　　所以，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對于中國來說，不是未雨綢繆，而是勢在必行。
　　第一，大幅度增加農民收入。9億農民的收入，在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初期迅速增長后，迄今一直徘徊不前，雖然有數千萬農民工進了城，找到了“第二職業”，但收入微薄，待遇不公，經不住任何風吹草動。而國內外的經驗都證明，提高農民收入，僅靠市場機制完全不夠。胡錦濤總書記新年伊始考察河北農村時，就特別強調，一定要解決“農民收入徘徊的局面”。筆者以為，除了繼續提高農產品(000061,股吧)收購價格、清理各種對農民的收費和亂收費外，放開農民進城條件，甚至取消任何限制條件，加快城市化進程，是更重要、更根本的措施。說到底，城市化，也是中國未來幾十年經濟增長最扎實的基礎之一。
　　第二，提高勞動者收入，也就是工資性收入，這是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的核心。30年來，中國的出口增加，順差的急劇累積，“低工資”的農民工，功不可沒，這也可以昭示出整個社會工資的低水平狀態。但低工資優勢，到了一定階段必然失去，這也正是我們當前所經歷的現實。且不說對低工資的依賴，還自覺不自覺地阻礙了我們的技術創新。
　　資本報酬與勞動報酬差距過大的痼疾，應該根除。勞動者與企業之間，應通過協商，建立起勞動者收入合理增長的機制，將企業價值在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之間更為適合地分割，尤其值得特別提倡和鼓勵。
　　第三，國有企業利潤上交。當前，壟斷部門和國有大企業職工的高收入，被人們詬病，也是造成收入差距過大的因素之一。國有企業利潤來源主要依靠壟斷地位和壟斷，這些資源，原本是全民所有，理應由全民共享，這也是國有經濟存在的前提之一。可是，以央企為例，龐大的利潤，由企業自行支配，或者用于投資，如做“地王”，或者用于本企業職工的福利。國企利潤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己的狀況，希望在2010年有所改變。央企的紅利，應該盡數到賬。央企的收支，應納入專門預算管理。央企高管的收入，不能顯著高于同級公務員，因為央企高管并非嚴格意義的企業家，而仍舊是官員。
　　第四，調整國家和居民收入的分配關系。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稅收。比如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在北京、上海等地區，2000元顯然不夠。對于部分人群過高的財產性收入，應有專門的稅收調節。剛剛公布的對個人轉讓限售股征收資本利得稅，便是良好開端，希望有更多類似舉措跟進。比如對于個人炒賣房產的稅負，就有必要成倍加重。二是減少政府的行政管理費支出，增加社會保障和社會事業支出，這是公平的制度基礎，也是增加消費的前提。最近，有個規定出臺，人們可能有些忽略，就是各級預算將在三年內完全公開，以及部門預算完全公開，這都是有重大意義的政策。預算支出不盡合理，根本原因是預算不透明，不公開，人們無從監督。希望2010年這些環節能有突破性進展，而且越細致越好，讓貪腐和浪費無處可逃。此外，讓民營企業和個人獲得平等的金融權利，也是重要和必要的公平手段。
　　有人可能對公平分配的政策調整有擔心，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為了中國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這種調整，即便有些代價，也是我們理應承受，且必須承受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融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