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寧波打工者群體中，有一位姓方的“神奇人物”。他從2004年起，專挑“問題企業”務工，已連續將工作過的12家企業告上法庭，基本上屢告屢勝，被譽為“維權狂人”。5年里，他為自己和工友共提出勞動仲裁36次，訴訟56次，在基本上都獲得勝訴的同時，他的“釣魚式維權”也引來諸多爭議。（《浙江日報》12月28日）

　　如果說“釣魚式執法”讓人深惡痛絕，那么“釣魚式維權”則對整個社會大有裨益。所謂“釣魚式”，在執法中是挖出陷阱誘人違法或誣人違法從而謀取非法利益，在維權中則僅僅是一種形象的說法。問題企業不遵守勞動法規的情形久已存在，并不是因為方先生前去務工才被引誘發作。無非是方先生的維權訴訟使他們的違法行為付出了代價，但他們也因此獲得了教訓，如果能夠從此改正，則于他們自身，于今后的所有務工者都善莫大焉。
　　要知道，把應有的權利以法律的方式固定下來，進而讓權利從紙面走進現實，都需要積極去爭取去實踐的公民。如果沒有1955年黑人女裁縫帕克斯在公車上拒絕為白人讓座的抗爭，很難想象會有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的奇跡發生。如果沒有大學生雷闖堅持申辦食品行業健康證的嘗試，或許乙肝病毒攜帶者的從業歧視仍是一個理論上被反對的東西。權利需要積極地去爭取，而不必在乎資本或權力喜不喜歡這樣。
　　反觀我們所面對的現實，權利似乎一向被視作條件允許情況下強勢一方的賜予，而恰恰缺少了來自公民一方的主動博弈。方先生在維權方面的屢戰屢勝，與其說是他的精明強悍使然，不如說是工人勞動權利被侵害的普遍性所成就。如果企業嚴格遵守了勞動法規，即便有人想要挑刺，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拿住把柄。在前不久被媒體曝光的“深圳塵肺門”事件中，149名維權農民工當中竟然有七成以上無法提供任何勞動用工證明。在勞動法明確規定用工必須簽訂勞動合同的情況下，企業的守法狀況由此可見一斑。當職能部門以沒有接到舉報自辯的時候，盡管我們深信這只是一種推諉，但同時必須承認，與企業違法、部門失職一并存在的也有工人自我維權意識的不足。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維權狂人”方先生的出現才顯得彌足珍貴。他信仰法律，而不是拋棄法律去選擇極端路徑。他沒有打算以此謀利，而是在更大程度上表現為一種付出。如果說這樣一個公民也值得去非議，那么原本就充滿了消極“良民”的社會將更加頹廢和萎靡。給出微笑的只有那些不良企業，在牛欄關貓式的監管下，他們將更加毫無顧忌地侵害工人權益以便增加自己的收益。或許“釣魚式維權”原本就是一個攀附熱點的噱頭，僅就力量對比來說，擁有各種資源的企業如果被一個工人所“釣”，演苦肉計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問題企業們實在對“釣魚式維權”反感，那就請修煉好你們的反釣魚能力，嚴守法律勢必無魚可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