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國經濟順利實現了“V”形反轉，增長率將在8％以上，2010年將會延續2009年的強勁復蘇勢頭，增長率可能會接近10％，有這樣的好趨勢，主要是得益于兩方面原因。第一，政府及時、果斷地出臺了主要以擴大投資需求來對沖出口需求萎縮的措施，2009年全年的投資增長率可能高達34％，比2003～2008年高出3個百分點，由投資增長貢獻的經濟增長率全年應在80％左右。第二，世界經濟尤其是美國經濟自2009年三季度開始走出次債危機陰影，貿易需求有所增長，給中國沿海地區注入了經濟活力，這是三季度以后中國經濟增長更加迅速的主要因素。
　　然而必須看到，這兩個導致中國經濟能走出低谷的因素，在2011年以后都會出現反轉，因此2011年以后可能難以保住持續較高的增長步伐。

　　警惕內外需緊縮“雙碰頭”

　　從國際看，美國2009年三季度能走出低谷，明年仍可保持復蘇勢頭，主要原因是美國采取了兩大關鍵性政策。一是允許美國的金融機構改變會計規則，可以不按現值而按原始投入值做會計報表，從而把龐大的有毒資產掩蓋起來；二是允許金融機構把有毒資產的清算期向后推遲兩年。這樣的做法不是在解決問題，而只是把矛盾向后移，所以到兩年后即到2011年，次債危機就會卷土重來。
　　從國內看，投資的增加就是產能的增加，所以自2009～2011年之間的投資高增長，必然會帶來2011年以后的產能再次集中釋放。2003年以來，龐大的國內投資所形成的產能增長，其需求方向很明確，就是為國內以住房和汽車為代表的消費結構升級服務，以及被新全球化所產生的外部巨大需求服務，但這次投資的巨大增長是應對危機的短期措施，在出口受阻、消費增長不明朗的前提下，投資的巨大增長就很盲目。由于在2011年以后缺乏明確的需求出口，就隱藏下了更嚴重的生產過剩危機。
　　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多次說過，如果國內的生產過剩導致內需緊縮，又正趕上美元資產泡沫破裂導致外需緊縮，就會發生內外需緊縮“雙碰頭”，會由于內外部危機的疊加形成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壓抑。現在看來，2010年的經濟增長應該還沒有問題，但是若次債危機是在2011年再度露頭，到2012～2013年間趨于嚴重，而中國自2009年大投資所形成的第二輪產能釋放也是在2011～2013年間，則又是一個內外需緊縮“雙碰頭”，我們對此決不能掉以輕心。
　　目前，政府也已看到在擴大投資保增長與控制產能防過剩之間的矛盾，所以一方面在采取諸多控制產能的行動，一方面在刺激消費方面下工夫。不過，筆者認為，這些做法最終可能被實踐證明收效甚微，因為過剩的源頭是在分配環節，儲蓄與消費的分配比例不合理，現存的分配機制總是傾向于壓低消費而增加儲蓄，所以不觸動分配環節而壓制產能，沒有觸及到最根本問題，怎么做結果也不會理想。
　　消費也是如此，繞過改善分配機制而增加廣大居民收入這個關鍵環節來刺激消費，所能刺激出的消費只能是使居民把未來的消費提前到今天，所以，今天的消費高峰必然會與今后的消費低谷相連接，從中長期看是不可能從實質上提高消費率的。
　　筆者認為，如果抑制產能和刺激消費等措施不能對沖兩年后即將再度出現的危機，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就會在“十二五”前期開始下滑。

　　新的增長動力在于城市化

　　如果想繼續保持中國經濟的較高增長，就必須創造新的增長動力，這個動力就是城市化。發展經濟學理論說明，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能夠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增長率，就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都會經歷劇烈的結構轉變。而在當代中國，一個最大的結構轉化還沒有完成，這就是城市化。世界發達國家在人均GDP達3000美元時的平均城市化率是55％，東亞地區的日本和韓國是75％，而中國到目前按真實的城市人口計算，可能只有1/3。所以，當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在2008年已經達到人均3300美元的時候，農村人口這個中國人口主體的年收入水平只有691美元。由于人口主體的收入水平太低，中國的龐大產出能力就無法為國內需求所容納，生產過剩就是必然結果。
　　從這個分析也可以看出，解決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矛盾，不僅可以從體制入手，也可以從發展戰略入手，取得效果更快，引起的社會震動也更小。
　　筆者曾經有一個測算，如果在未來十年，中國能使城市人口從目前的4.5億增加到9億，將可增加年均20萬億元以上的投資和10萬億元以上的社會消費。如果到2030年，中國再增加3億城市人口，使中國的城市人口增加到12億，使中國的城市化率提升到80％，則中國9％以上的增長率能再保持20年。
　　如果2011年以后，由于內外部原因，中國經濟會發生明顯減速，那么2010年就將是關鍵性的一年，只要能盡快轉入加快城市化步伐軌道，不管世界經濟出現如何惡性波動，中國經濟都將可以破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