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貨幣政策對美元亦步亦趨向來為人所詬病，認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大國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是不可思議的。而自金融危機以來，伴隨著寬松的貨幣政策出現的高房價，引發了資產價格泡沫的質疑。
央行行長周小川先生回答了這一質疑。
12月22日，周小川在2009中國金融論壇上表示，中央銀行干預資本市場是不現實的，而是應該在泡沫破裂之后盡量減輕痛苦，資本市場經常對貨幣政策進行非理性判斷，進行非理性投資。
也就是說，我國現行的貨幣政策無法兼顧資本市場，甚至資本市場的表現都沒有被考慮進貨幣政策的決策之中。針對目前市場最關心的通貨膨脹問題，周小川先生的答案似乎是，中國應該維持一定的通貨膨脹。
中國央行與美聯儲不同，不能實行以通脹與就業為指標的貨幣政策體系，因為中國存在多目標系統，低通脹、經濟增長、就業與國際收支平衡四重目標，這四個目標很難重疊。尤其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主要的目標就是經濟復蘇，其他目標必須靠邊站，甚至在經濟指標好轉之后，還出現了無就業復蘇，突破了以往的常規。所謂通脹與就業對應的菲利普斯曲線，已經不敷所用。因此，我們看到了在貨幣與投資拉動下的經濟復蘇，卻沒有看到就業的增長，美國11月的失業率依然徘徊在10%的高位，而中國的真實就業數據難以估計。
換言之，如果想擺脫危機，唯一的辦法就是大量貨幣去填充危機過后的資產黑洞，無論是歐、美、中，都是這么做的，從數據上來看也取得了效果。問題在于，這么做是不是以拉長經濟蕭條期為代價，在危機過后，我們將步入漫長的蕭條過程？凱恩斯主義者與奧地利學派將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如果我們承認，實體經濟的復蘇與生產效率的提高是經濟復蘇的基礎，就應當承認貨幣注水挽救危機無法長久。美聯儲在格林斯潘掌舵時，之所以能夠以貨幣手段應付數次小危機，是因為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為美國提供了支撐。如果美國與中國的經濟效率一起下降，縱然有十個格林斯潘橫空出世，也無法拯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全球經濟。因此，中美能否度過經濟蕭條期，才是驗證寬松貨幣政策與投資主導的政策是否應驗的準繩，現在為寬松的貨幣政策歡呼為時過早。
更重要的是，中國處于改革轉型階段，為了厘清混亂的價格體系，為了今后的低通脹，必須經過價格闖關，而貨幣政策必須“考慮支持資源配置優化，要考慮能源價格、天然資源的價格、住房還有公共交通等可以收費的公共事業，包括水資源價格改革，改革我們要支持，同時制定貨幣政策要對此留有空間”。如果單純以通貨膨脹目標論，央行可能會抵制資源價格改革與房價改革。但是，央行還有經濟增長和就業的目標，因此央行絕對不會抵制改革，相反，還會以一定的貨幣數量為改革保駕護航。這也就意味著，通脹的陣痛是不可避免的。
房價、房租計不計入CPI，表面上看只是CPI數據的變化，即便將房租計入CPI導致通脹壓力急劇上升，央行也必須支持這樣的改革。也許在周小川先生眼里，這是資源價格市場化的過程，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這正是他的核心觀點。
新的問題來了，中國市場化價格闖關20多年，屢闖屢敗，這究竟是貨幣的原因，還是越改越偏離了市場化的方向？目前資源價格的提升，是否能夠將中石油、中石化(600028,股吧)改成市場化的機制？是否能夠改變電網壟斷力量越來越強的格局？遠的不說，就說中國正處于改革關鍵期的城市商業銀行，從內部治理結構上來說，也是越改越行政化，而不是越改越市場化，從人事到貸款項目大都聽命于地方政府。面對如此頑疾，請問有關方面又能采取什么應對措施呢？總不能30年之后再表示，中國物價還得闖關，請民眾理解政府的改革決心吧？
不可避免的通脹因素有很多，如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加強低收入人群的社會保障。12月22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再次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實施全國統一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制度。在背后是通脹壓力的增加，但這樣的通脹壓力有利于長遠，人們能夠勒緊腰帶渡過眼前的困難。而根本不靠譜的資源價格上漲，最大的可能是企業越來越壟斷，企業成本與資源價格越來越高，最后獲得的是幾個跳蚤。
最后的問題是，為了經濟復蘇、為了經濟轉型、為了資源價格市場化，我國必須忍受一定程度的通脹，只是，通脹的邊界在哪里？是CPI3%還是4%，是否也應該向民眾作個明明白白的交待呢？就像周小川先生所說，“憑領導人派腦袋感覺最后目標實現程度”，這是非常可怕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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