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低通脹態勢可期，是“調結構、促轉變”的最佳機會，而這也正是中國經濟的希望所在，非抓緊時機不可。通貨膨脹壓力應該不是問題，通脹唯一可能的突破口是糧食。而信貸的擴張與收縮、資本市場的波動、房地產市場的不穩定，是明年經濟發展的三個不確定性因素。國際環境仍不容樂觀，對中國的出口形勢不能抱太大希望。
　　根據銀河證券測算，在中性預測下，明年我國GDP增長率可達9%，在謹慎預測下，也可達8.7%，在樂觀預測下，將達到9.3%以上。因此，明年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低通脹態勢可期，但是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非常值得重視。明年是我國“促轉變”的最佳機會，如果不抓住這個機會解決長久困擾我們的經濟結構問題，那么很多問題會在2011年冒出來。
　　明年投資增速雖然會比今年低，但仍能保持較高水平。預計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將下降到26%左右。由于政府4萬億投資計劃很大一部分是中長期的基礎建設投資，具有較強的慣性。房地產投資從今年下半年以來逐漸加速，明年還有往上走的慣性。
　　盡管貿易摩擦有日益激烈的跡象，但我國的出口環境還是有明顯改善。筆者認為，明年比今年大概會有10%至15%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由負轉正。
　　今年以來實際消費增速在加快，尤其是汽車消費，伴隨中產階級的崛起到了一個繁榮的長周期。總體來看，明年消費將增長17%左右。
　　通貨膨脹是過多的貨幣追求過少的商品導致價格上漲，現在我們的問題是貨幣確實不少但是商品更多，跟上世紀90年代那個通脹時代相比有天壤之別，那時是短缺經濟，而現在是過剩經濟。所以，判斷有沒有通貨膨脹，要綜合硬幣的兩面，要看單位產能的貨幣供應量，如果單位產能貨幣供應量穩定，物價就會保持穩定。因此，筆者的結論是，明年中國沒有通貨膨脹，2011年以后會如何要再觀察。
　　一般來講，在單位產能貨幣供應量開始走穩或者翹頭三年以后，物價升勢才會起來。格林斯潘認為，美國的產能過剩可能在2012年以后，我國生產制造業比重大，產能過剩狀況比美國嚴重得多，所以我國的通脹應該在美國之后。
　　我國CPI的構成包括食品價格、制造業價格、服務業價格三部分，各占三分之一的權重。從制造業來看，產能過剩抑制了下游產品價格的上漲。所以，CPI中的制造業價格很難普遍上漲。而油價，明年上漲動力不足，甚至有可能下降。至于非貿易部門的服務業，理論上在經濟起飛過程中價格應一直上漲，但我國服務業勞動力供給過剩，服務業工資上漲因此比較緩慢，金融危機后，2007年的服務業價格上漲勢頭被抑制，所以服務業價格對通貨膨脹的壓力也不大。
　　通脹唯一可能的突破口是糧食。食品制造業產業鏈短，糧價上漲就會導致食品價格上漲，可能會影響物價水平。短期來看，明年CPI在2%至3%之間是正常的。
　　明年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可持續性問題也是結構性問題。在上一輪經濟周期中，國際經濟的繁榮使加入世貿組織的中國充分享受了國際產業轉移的好處，也使得中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外需。城鎮化和工業化使我們對投資的依賴程度也非常高。如何使中國經濟增長由外需拉動轉向內需拉動，由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是個嚴重問題。以后可能依賴消費比較多，但是消費的增長速度很難替代前五年出口的作用。增長本身沒問題，但增長的可持續性是個問題，也許2011年經濟會下一個臺階，經濟增長或將再為保八而戰。
　　第二，信貸的擴張與收縮、資本市場的波動、房地產市場的不穩定，是明年經濟發展的三個不確定性因素。
　　索羅斯說信貸的收縮與擴張是全球經濟不穩定的源泉。全球是這樣，中國更是如此。2008年6月我們還在收縮信貸，但到12月又不得不放松信貸。今年新增貸款接近10萬億，如果明年收緊信貸或者加息，經濟就會受到沖擊，所以短期經濟波動取決于信貸的收縮與擴張。
　　很多人說股市運行取決于宏觀經濟狀態，但是反過來宏觀經濟受股市的影響也很大。對西方經濟在今年二季度的突然復蘇，格林斯潘6月寫了篇文章，認為從3月到6月全球股市意外上漲是造成西方經濟意外復蘇的主要原因。新增加的12萬億美元股權價值，顯著地改善了企業和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使他們有能力去投資和擴張信用。文章也認為，股市不僅僅是經濟的領先指標，有時候是主要驅動力。中國股市對經濟影響沒有那么大，但也不能低估。2007年股市先跌，之后企業投資信心沒有了、老百姓消費欲望沒有了，去年12月滬深股市見底，之后住房消費活躍了，老百姓消費也活躍了，經濟慢慢就起來了。如果明年股市因一些意外事件大幅波動，也會影響經濟穩定。
　　房地產的持續高漲，遠遠超出了居民承受能力。但是，誘使房地產漲價的因素很多，而房地產對經濟的影響實在太大，如果地產萎縮，建筑、裝潢、水泥等十幾個大行業都將受沖擊。此外，房地產漲價過程中的居民財富效應非常顯著，價格上漲就有消費沖動，價格下降就有壓縮消費之勢。
　　上述三個不確定因素都受貨幣政策的影響。明年金融是擴張還是收縮，貨幣政策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盡管明年仍將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管理層也強調了政策的靈活性，如果貨幣政策收緊，將會為明年的經濟運行帶來很大壓力。
　　第三，明年經濟的外部環境需要謹慎研究，不能盲目樂觀。
　　從發達國家看，美國、歐洲、日本的失業率很高，收入增速下降會降低消費增速。而他們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正面臨從過度消費到增加儲蓄的轉變，這會進一步壓縮消費需求。此外，暫時還看不到新技術創新和產業化帶動新一輪經濟增長動力，所以對發達國家的經濟回升不能過于樂觀。如果明年經濟增速不及預期，則國際資本市場將承受巨大考驗，假如道指回落到10000點以下并持續低迷，就標志著西方經濟復蘇會顯著低于預期，這不僅會影響到中國經濟，還會波及資本市場。
　　新興市場經濟明年同樣不容樂觀。迪拜危機反映中東地區的投資機構資金周轉出現了嚴重問題，盡管中東地區房價已較高點下降了很多，但預計還將繼續下跌，并可能長期低迷。這自然會影響到中東地區的金融機構，包括與金融機構共進退的私人股權投資，還有為之提供債務的歐洲商業銀行等等。迪拜危機的發生，給類似的國家敲響了警鐘。而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等國的評級被調低，會導致這些高財政赤字的國家融資成本大幅上升，從而抑制本國甚至全球經濟復蘇的步伐。如果危機繼續蔓延，勢必會影響全球貿易。
　　由此觀之，對中國的出口形勢不能抱太多希望，調結構、促轉變，才是中國經濟的希望所在，而關鍵還看啟動內需的實際效果。

(作者系銀河證券研究所所長兼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