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以來，美國《時代》周刊每年都會推出年度人物，年度人物被認為是時代最重要的“領導者”，周恩來、鄧小平都曾當選過年度人物。最近一期的《時代》周刊，評選出來的年度人物除伯南克、周小川等人之外，還有一個群體赫然當選，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中國工人。
　　《時代》周刊上如是說，“經濟增長保八，被認為是保障中國社會穩定的關鍵，一年以前，很多人認為這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但中國做到了；2009年中國經濟順利實現保八，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繼續保持最快的發展速度，并帶領世界走向復蘇；數以億計的中國的工人貢獻卓著，他們拋妻離子，背井離鄉，進入城市里辛苦地勞作，他們堅毅的目光，照亮了人類的未來。”
　　這確是一段恰如其分的評價。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肇始于部分國家超前消費透支了未來的經濟增長，重新啟動經濟增長，必須要有增量財富源源不斷地被創造出來，以接續斷裂了的經濟鏈條，這個沉重的使命，落到了中國工人的肩上。在這樣一個金融危機的時代，大國央行行長們如伯南克、周小川，在引領人類抗擊危機的諾亞方舟上自然是萬眾矚目的舵手，而中國工人，就是諾亞方舟上默默無聞的水手。
　　他們辛苦的勞作，創造了質優價廉的財富，改善了他人的生活，可是，他們得到了什么呢？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他們失去了工作黯然回鄉，首先承擔了危機的代價；今年，在輝煌的增長數字背后，他們得到的卻是一如既往的微薄工資，以及殘缺不全的社會保障。他們確是“時代領導者”，同時也是這個時代最卑微的群體。
　　近10年來，在考慮了物價上漲的因素后，我國所有地區的農民工工資水平都沒有真正上漲甚至是負增長。令人觸目驚心的事實是，由于勞動力的過剩，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工資僅僅維持在“生存工資”的水平上，存在著一個農民工工資“競相逐底”的現象，即工資水平競爭著向最低的生存線靠攏，只要工資尚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工人們就又競相回到工廠，負重前行。中國工人得到的回報，和他們的付出實在是太不對稱了。但這種由工人單方面承擔增長代價的狀態注定是不可持續的，最直接的影響是，如果廣大工人群體收入太低，有效需求就將無法形成。建立持續的工人收入增長機制，并不僅僅是善待“時代領導者”的道義要求，更是實現經濟長期增長的必要條件。
　　史學界公認，至少在1800年之前，英國工人的生活水平、人均收入、產出和消費在非常長的時期內大體上都沒有什么提高，即便面臨黑死病的巨大外部沖擊造成人口銳減，實際工資也僅是短暫上漲，瘟疫過后，隨著人口的逐步恢復，工人實際工資又開始下降，最后依然回到穩定的低水平。這一令人心酸的歷史不應該在今天的中國社會重演。最近這些年，國家財政收入急劇增加，今天的中國完全有能力和機會盡快結束目前的低工資陷阱，讓我們的“時代領導者”真正得其所哉。

(作者為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