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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11 作者:劉曉忠 來源:證券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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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10年的中國經濟和社會定調了六項基本要務。概括地講，在繼續強調保經濟增長的同時，將以更大的力度調結構。
如果把2009年喻為本世紀以來經濟最困難的一年，那么2010年很可能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壓力最大的一年。經濟危機打碎了全球經濟非理性繁榮，全球經濟舊體系已破碎，新體系尚未構筑而成。今年推動中國經濟走出困境的主要動力是雙寬松政策，其結果是經濟主要靠投資拉動，最終消費依然不振，而外需仍疲弱。這種局面實際上把推動經濟增長的重任過度地壓到政府和國企的投資上。
2009年中國保增長成功已無懸念，但代價高昂，通脹壓力大增，過剩流動性在炒房、炒股后，正開始炒菜、炒肉。據統計，僅上半年地方政府負債即達5.26萬億，央行預測到年末地將達到7萬億元。如此規模的地方負債，讓人擔憂。迪拜世界、迪拜控股等暴露出的迪拜危機，給中國這種增長模式以無情的警示。
社會發展矛盾提示我們，除了變革發展模式外別無他途。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調結構放在了幾乎僅次于保增長的位置上，可以說是一個理性選擇。而在調結構中，擴大內需成了繞不開的話題。可以預見，在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指引下，為擴大內需而推進的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發展戰略型新型產業都將展開。
其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增長結構，實現經濟的持續平衡發展等目標已是“老生常談”之話題。人們把阻礙這些目標實現的問題歸結到了執行力上，認為正是實際執行中的偏差導致了問題與目標的偏離。這一觀點有一定道理，但沒有擊中要害。事實上，執行力方面很少有國家能與中國媲美，今年保八目標順利實現，恰反映中國計劃管理體系具有“高執行力”。其實，目標與實際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偏離，真正原因在于長期固化的經濟增長路徑依賴和愈發突出的經濟體制性障礙。要根除這些根深蒂固的經濟痼疾，需要的是借助不破不立的勇氣推進經濟變革，通過變革錘煉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居民最終消費占GDP比重每況愈下，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投資和出口，是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典型特征。一方面，長期以來，由于收入分配制度和稅制無形中削弱勞動者的談判和議價地位的提升，導致了國民收入更多地偏向于政府和企業，致使投資、出口、消費等重大比例關系出現失衡。另一方面，國民收入分配偏向于政府和企業，結果國內最終需求受制于居民購買力不足的硬約束，而要保增長，就更依賴于投資與出口。而過度依賴投資的增長模式使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分享不到成果，從而削弱了整體購買力。因此，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節節走低，經濟發展愈發趨向于資本密集型行業。
當前中國經濟的失衡，收入分配制度和稅收制度難辭其咎。但僅通過矯正收入分配制度和改革不利于勞動者的稅制等手段仍然不夠。真正有效的矯正還需改變這種政府和國企主導型的投資增長模式。這種投資增長模式若借助產業升級的光環繼續，經濟失衡將加劇，居民最終消費占GDP比重將持續下滑。而且，經濟增長（更確切地說投資增長）重工化、城鎮化，將導致經濟增長與失業壓力同時并存，這樣，即使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也無濟于事，在這一經濟增長模式下，越來越多勞動者與經濟增長無緣，即便出臺力度更大的收入分配制度，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劇。資本密集化的增長無法提供更多新的就業崗位，使勞動者難以爭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因而，在不改變當前經濟增長模式的情況下，以提高最低工資等手段改變收入分配制度，很可能導致的是更多的失業問題和復雜的勞資糾紛。
在全球經濟危機已告一段落的喘息之際，中國要真正實行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必須走出凱恩斯主義的調控邏輯，避免危機下政府和國企對經濟刺激的大包大攬。當前亟待走出政府主導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思維，通過打破壟斷和行政管制，為市場機制發揮更大作用。唯有從經濟體制下清除各種制度性、體制性的經濟發展障礙，完善和健全有效的勞動力市場，才能從根本上激活不斷萎靡的居民最終消費內需。經濟內生增長靠的是市場機制，通過人為的規劃來矯正引發危機的舊經濟增長模式和促進結構調整，中外歷史上都沒有成功的例證。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更多得益于開放。伴隨著本輪全球經濟危機，開放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已逐步遞減。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源需要從國內的變革中尋找能量，反映在經濟體系中，就是要徹底地變革當前的經濟增長模式，消除阻礙經濟增長的各種體制因素。唯有如此，中國才能在變革中錘煉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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