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應該擔當結構調整的最主要任務，未來十年中國應該進行大財政規劃，中央政府要消除赤字恐懼，每年要形成一定的財政赤字，占GDP的3%~5%　　　
　　中國經濟到了非調整結構不可的時候，這既是經濟增長和優化的短期壓力，也是中國發展戰略的需求——中國最重要的比較優勢不是廉價勞動力而是中國潛在的大市場。

　　中國經濟調整的緊迫性

　　雖然比較成功地應對了國際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但必須看到，在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將面臨著改革開放以來最復雜最嚴峻的格局，這一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逼迫著中國經濟必須立即進行結構性調整。
　　結構性調整的緊迫性有各種各樣的表象，從本質上講，兩個最基本的因素導致了中國經濟必須刻不容緩進行結構調整。
  　第一個最基本因素，是就業市場的壓力，使得保持國民經濟較快增長的壓力持續存在。然而，大規模政府投資主導的經濟反彈并不可持續。中國經濟需要尋找根本增長之路。
　　2009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長率預計將達到35%以上，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預計將超過60%，這兩個指標在新中國60年經濟史上都是創紀錄的數字，而這也意味著，這種模式很難在未來若干年繼續支撐經濟增長。
　　第二個基本因素，可能沒有嚴格的學理支撐，但是，要求中國為全球經濟再平衡負一定的責任，已經在事實上形成了一種國際輿論和政策環境的壓力。這對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形象，已經產生了影響，而這種影響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傳遞到中國的對外關系上。

　　結構失調的深層原因

　　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表象是非常清晰和明顯的，它體現在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過低；投資占GDP比例過高而且一直處于上升態勢；出口以及貿易順差占GDP的比例也過重。但這還是中國經濟結構失調的表象，我們需要深入研究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深層原因。
　　深層原因第一是經濟體制改革尚不徹底，很多制度上的因素導致并加深了結構失調。比如地方政府的GDP政績導向、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因行政提拔要求而內生的對投資和規模的發展要求、受政府控制的基礎性資源價格長期偏低補貼和加劇了投資、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體系建設落后等等。
　　在這之外，發展戰略的錯位，也是中國經濟結構失調的另一個深層原因。長期以來，中國從學者到政策制定者，深受東亞四小龍以及日本等國發展模式的影響，無形中沿用了一個“出口導向的、發揮低廉勞動力要素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
　　在這一發展戰略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制造業發展迅速，許多農村廉價勞動力得以轉移到制造業部門，出口迅速上升，外匯儲備不斷上漲。這一發展戰略在改革開放初期發揮了巨大作用，這毫無疑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一發展戰略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今年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的今天，已經明顯是不適合的。
　　作為一個大國，中國在制定政策時不應僅考慮對本國的影響，還應考慮到國際影響。比如，作為一個大國，當中國追求一種出口導向、發揮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的時候，就會使得全球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價格迅速下降，并會使得全球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價格迅速上升，造成一種“中國賣什么什么便宜，中國買什么什么漲價”的印象。更重要的是，當中國成為一個經濟大國的時候，中國的貿易結構、對外出口、貿易順差，無形中逼迫著中國的貿易伙伴，尤其是發達國家貿易伙伴進行經濟結構調整，這會帶來相當數量的失意者，這部分失意者會通過政治渠道將不滿發泄在中國的身上，這就是今天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中國挑起貿易戰的根本原因。
　　因此，中國經濟必須走一條大國發展戰略。
　　在這方面，政府必須起到主導作用。必須使用手中的財政政策、貿易政策等一切手段來保護、來維持和推動國內市場。大國發展戰略最核心的要點，就是要緊緊抓住中國經濟自身市場這一最大優勢。

　　“寬財政、緊貨幣”：經濟結構調整的戰略

　　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必須進行理論創新，才能更好地適應當前經濟環境的變化。具體來說，我們認為，財政政策必須發揮核心作用，并且執行“寬財政、緊貨幣”的基本政策取向。
　　首先要明確，中國政府的公共財政狀況，縱向比是新中國60年來最好的，橫向比是各國之中最好的之一。為什么這么講？是因為中央政府手中掌握著大量的國有資產，其中包括已經上市的以及未上市的國有資產，還有中央政府能掌控的各種資源，包括土地、各種礦藏等等。保守估計，這兩部分將各占GDP的50%和40%。還有，不斷增長的貨幣發行本身就是一筆國家財富，可以稱之為鑄幣收入，一個衡量辦法是巨額外匯儲備刨除合理的1萬億美元部分，剩余的1.3萬億美元即代表了這種財富，占到了GDP的30%。
　　這樣，中央政府的資產至少相當于GDP的120%。而就其整體負債而言，包括養老金欠賬和內外債綜合，粗算的上限也就是GDP的80%。因此，從中長期看，中國中央政府財政運作的空間是非常大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提出財政政策應該擔當結構調整的最主要任務，未來十年中國應該進行大財政規劃，中央政府要消除赤字恐懼，每年要形成一定的財政赤字，占GDP的3%~5%。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宏觀政策取向應該堅持的基本原則，可以用“寬財政、緊貨幣”來概括總結。
　　所謂“寬財政”，指的是，政府在結構調整過程中，在未來五到十年范圍內，需要保持比較寬松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求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超過GDP，而財政赤字在每年都保持在較高的水平。與此同時，積極通過國家財政資產負債表的調整，從長遠來彌補財政赤字所帶來的后果。
　　具體政策措施上，寬財政可以通過直接補貼就業、改革個人所得稅征收體系等措施，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要知道居民消費比重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在不斷下降；寬財政可以體現在綠色投資方面，對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進行一定的補貼，等等。
　　所謂“緊貨幣”，就是適當收緊貨幣供給，以及由此來調控經濟中的信貸增長速度，通過這一方式來預防中國經濟的資產泡沫，與此同時，逐步放開資本賬戶的資金流動。
　　為什么要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當前中國經濟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中國經濟中貨幣量占GDP比重高達150%，這一畸高比例在全球都是最高的。不斷上漲的M2使得國家有財力有能力獲得鑄幣收入，以及通過這種方式向居民和企業借款彌補了財政的不足，但是這一基本格局卻為下階段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改革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如此之高的貨幣存量，已經驅動中國資產價格不斷攀升，超出了自身發展階段的支撐，也超越了發達國家的價格水平。這種國內資產高價格和國外較低資產價格的巨大落差，使得中國經濟成為一個巨大的“堰塞湖”，一旦處理不當就有可能短期內涌向境外市場，導致對中國經濟運行的巨大的沖擊。這就是當前中國金融改革不敢、不能迅速邁進的一個基本癥結。
　　因此，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基本格局應該是逐步漸進式地收緊貨幣政策，適當地降低中國經濟貨幣存量占GDP的比重，通過這個方式來減少中國經濟與國外的落差。
　　如何達到這一目的呢？除了傳統的加息、提準備金率等貨幣政策工具當然值得考慮以外，還要通過各種方式減少金融機構投機性投資的貨幣供給，如二套房的貸款；但更重要的，是要采取各種措施增加非銀行存款類資產的供給，比如股票、債券等等，力圖做實中國資產價格，減少中外資產價格落差，為中國經濟資本市場資本項目下的完全可兌換創造條件，逐漸地增加有序的資金外流，以調節中國大量資金淤積的情況。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本文全文將發表于《經濟學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