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業化、城市化驅動下，世界農業正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這個世界真正能夠實現規模農業，并靠規模擴張、簡單生產力外延擴張來積累足夠資本，進行資本化農業的，不超過十個殖民地國家：加拿大、美國、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亞、新西蘭、俄羅斯等。這種規模經濟當然令人羨慕，但意味著整個殖民化過程得再來一遍。被大家視為楷模的是第二類歐盟農業，歐盟農業至今是典型的現代化市民農業，這種農業不可能完全靠機械化，這是與生物技術相結合的資本半深化的農業。第三種就是我們所走的模式，叫做日韓模式，其實是東亞模式。東亞模式留下了大量的原住民人口的農業發展模式，而且人口非常密集。在這樣一個條件下，這種農業一定是資源高度短缺。
　　我認為世界各國的農業一定不可以用同一個政策、思想、理論體系來指導。中國應該向日本、韓國學習農業現代化的經驗。日本、韓國也是人多地少，但他們怎么實現農業現代化？或者說怎么讓農民增收？一定是讓農民能進入所有領域，給足夠的優惠。因為他們的收入60%以上來源于非農業，而這又來源于政府允許農村合作社以最低成本、最低門檻經營，并把農村合作社進入金融、保險、旅游、飯店、房地產等全部收益大多免稅，才導致95%以上農民進入合作社。也只有把所有涉農的可能產生的收益都讓給農民，才能保證有足夠的、非農業人口買得起的糧食。只有大規模的公共投入，才能合理地形成農村相對穩定以及糧食安全，而不完全是靠學習西方的機械化、產業化。
　　其次，任何外部主體進入小農社會必有交易成本，如果采取的方式不恰當，會加大負面效果。因為我們把一個城市高成本的現代上層建筑照搬到鄉土社會，就發生了上層建筑反過來建筑經濟基礎的毛病。東亞屬于典型的小農村設置經濟，已經延續了上千年，為什么歷朝歷代都講皇權不下鄉，并不是皇帝老兒不想管到農民家的炕頭上，而是成本太高，因為農民高度分散。
　　所以，中國要發展農業，還必須解決鄉村治理問題，完成鄉村治理結構建設，必須根據中國農村的國情與經濟形態才能解決。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經濟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