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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02 作者:吳銘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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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近日財政部下發加標“特急”字樣的文件，要求堅決制止正在發生的地方財政違規擔保向社會公眾集資的行為，嚴禁出現新的財政違規擔保向社會公眾集資的行為。文件稱，當前一些基層政府出現了政府融資平臺公司(下稱“平臺公司”)等主體由財政擔保，向行政事業單位職工等社會公眾集資，用于開發區、工業園等的拆遷及基礎設施建設的現象。
中央政府出臺應對金融危機的經濟刺激計劃之后，地方政府的確面臨著籌措配套資金的巨大壓力，前段時間輿論對是否放開地方債等問題的討論也相應激增，人們也擔心信貸激增和政府擔保使得壞賬激增。此次財政部文件意味著，中央意識到以地方財政部門的下屬公司為主體為社會集資進行擔保和回購的潛在風險，要以“叫停”來防微杜漸。不過地方政府籌措資金的難題仍然存在。地方財政擔保集資的路被堵死之后，如果目前中央代發的地方債規模不變，還有沒有其他風險較低的好辦法？
有意思的是，重慶市在經濟刺激計劃實施之初即對該市八大國有投資集團強調“三不原則”，即財政局對國有投資集團的融資活動不擔保，各大投資集團之間也互不擔保，集團內規費資金專款專用、不交叉混用。而事實上這些國有投資集團從2002年開始陸續組建之時，這些原則就是它們的基本規范。不僅如此，重慶還要求它們達到“三平衡”，即長期資產與負債之間的平衡（保持約50％的長期資產負債比率），現金流入與流出之間的平衡，投入產出之間的平衡。
重慶有自覺的風險意識關鍵原因，并不在于為控制風險而控制，而在于其特有的“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攜手并進”（崔之元語）的發展模式。剛被中央提名為重慶市長候選人的黃奇帆是這一發展模式的重要推手。這一近年來受到海內外媒體廣泛關注的“重慶模式”，不是通過政府財政擔保來為企業籌資，而是通過政策增加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資本金，加大它們向銀行的融資能力。
重慶作為著名的山城，進行城市基本建設的成本相對較高，在城市化、工業化初期很難引來民營資金和外資投入基本設施建設。重慶打開局面的思路是，將國債、規費、土地儲備收益權、過去幾十年形成的各種存量資產以及稅收返還等五類資產注入八大國有投資公司，這“八大投”的資本金得以壯大，進而可以到資本市場上融資，投入各種市政基礎建設。這樣一種運作模式使得重慶有能力促使這些國有投資公司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也就可以在籌集充足資金的同時，實施“財政對其融資不擔保”等“三不原則”的約束。
值得注意的是，重慶同樣以這一方式扶持中小民營企業的發展，解決中小企業的資本金問題。在財政部叫停地方財政擔保集資的背景下，融資和風險控制可以兼得的“重慶模式”無疑值得研究和參考。這里需要突破一種教條性思維，即國有企業無法成為按市場規則運作的真正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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