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省環保局原局長戴備軍走上被告席，對其被起訴的兩項罪名（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供認不諱。令人驚訝的是，長長的行賄名單中，包括浙江錢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000913.SZ)、橫店集團、紅蜻蜓集團和吉利集團等一長串浙江知名企業。
　　潛規則之下，中國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或主動或被動游走在灰色地帶的尷尬，再次被曝光。
　　這儼然構成了一個巨大的諷刺，一方面，民營企業憤怒于國有企業對資源的壟斷與傾斜，另一方面，他們又慣于利用各種尋租機會，以獲得“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利益。

　　中國企業的“兩個缺失”

　　廣東省情調研中心曾發布過一篇《廣東民營經濟發展態勢及問題分析報告》，報告顯示，44%的民營企業家反映自己經常忙于跟職能部門跑關系忙公關而耗費精力。
　　曾經的“首富”牟其中入獄前也曾坦承：“我只可能用10%的精力去處理生產經營中的問題，而90%的精力被迫去應付環境的壓力。”
　　這也正是中國企業運作中，不得不面對的灰色地帶。
　　在中國社科院經濟學部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鐘宏武博士看來，企業通過灰色地帶來尋租的手段，主要包括權錢交易和商業賄賂兩方面。權錢交易主要是為了獲得破格審批的機會，或者為了降低處罰，都是希望通過“收買”政府權力機構以及制度的缺陷，獲取稀缺資源如資本、土地、原料等，以獲得不公平競爭的效果。
　　而商業賄賂，則更多體現在招投標等活動所涉及的企業與企業之間，通過承諾回扣等方式，使一方在同等條件甚至是低一級條件中獲勝。
　　雖然明知“潛規則”一旦被暴露，將對企業的聲譽和品牌造成極大的影響，但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家，仍相信建立含糊的特殊關系的“潛規則”，而不是去爭取公平規則，可以獲得更大的收益——貪官們拿走的是靠權力獲得的所謂“租金”，交完“租金”的企業家拿到的好處一般都遠遠大于“租金”。一旦民營企業發現拉關系尋租能比創造價值帶來更多的東西，腦子里琢磨的重心自然會從提升自己、鉆研市場向找門路、要特權的“快速路”上轉移。
　　對此，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企業管理系薛求知教授告訴記者，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國企業的“兩個缺失”。
　　一是商業道德的缺失，“像日本企業在日常的運營中就有個重要的原則：義（道德）利（利益）統一，見利思義，強調先義其利，以義克利，這與日本受中國儒教思想的影響傳承有很大關系，而中國的商業道德沿承則在“五四”時期和上世紀70年代出現過兩次中斷，再加上一些新興的企業家出身草根，更是缺少商業道德的教育。”薛求知指出。
　　另一方面是制度的缺失，薛求知認為，由于政府的權力對某些行業和標準的壟斷，現有的制度導致權力和錢更容易結合，以錢換權，才可能獲得高于社會平均利益的“超額利益”，作為企業也就更愿意拿出一部分預計的“超額利益”來作權錢交易，也就是較低成本的尋租方法。
　　而在灰色地帶游走的企業中，為什么民營企業更突出？鐘宏武認為，這與民企所受的政治保護少些，面臨的經營不安全感更強有關，由于掌握資源配置和政策制定的政府就是國有企業的主管單位，他們和國企的聯系十分緊密。而薛教授則認為，這與企業內部財務制度的慣例也有很大關系。“民營企業一般老板說了算，老板個人一般就擁有財務管理的最終審批權，而國企受到的監控則多些，老板在財務審核時空間要小，忌諱就比較多。”
　　不得不承認的是，對于民營企業而言，游走于灰色地帶更多的時候是出于無奈。戴備軍案中，因為種種限制，企業無法發出“拒絕”的聲音，只能被迫聽命于“潛規則”。

　　降低尋租率

　　不過，薛求知也指出，一些企業從事的尋租行為，可能也與企業下屬個人因為業績的壓力而不得不作出尋租行為有關，不過，員工行為歸根結底還是由老板發出的信號、管理制度、考核機制決定的，因此，要想在這方面減少尋租可能性的發生，就應該在企業制度上加以防范。
　　在這一點上，萬科和遠大等企業就走在了前面。萬科董事長王石就曾說，一個公司，如果從制度上確定一件事不能做，那財務上就無法支出。而遠大為了防范營銷人員行賄，只給他們2%的資金，使他們構不成任何“行賄競爭力”，這就斷絕了他們行賄的動機。在營銷以外的場合，遠大與政府聯絡的人員、法務人員，除了節日送一些自產的點心和小禮品外，也沒有一分錢的額外開支。
　　鐘宏武認為，企業要想真正降低尋租概率，需要極大的勇氣和長期的堅持，需要通過尋找研發、產品、品牌等其他方面的優勢來應對不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給企業帶來的影響，“比如萬科說我從來不去通過灰色手段拿地，因為他們有其他的競爭優勢，比如品牌優勢、社區服務等非政府關系優勢。這些都需要企業在自身競爭力的打造上就有超越他人的勇氣，也需要員工、股東都能接受初期的壓力。”
　　薛求知認為，政府制度本身的完善規范對降低企業尋租行為也很重要。“如果政府權限下放，比如通過市場招標而不是行政審批，使得很多企業沒有空子可鉆，并對政府高官建立非常嚴格的懲罰制度，這樣不管是行賄者還是受賄者都會覺得犯錯成本很高。”
　　而北京市廣盛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律師劉春泉也建議，應從法制源頭上來解決企業尋租的行為。劉春泉告訴記者，目前的法律對行賄者的處罰并不嚴厲，即使行賄了，大不了涉嫌犯罪的嫌疑人被抓被開除，公司得到的業務并不會影響。
　　在此次的浙江環保局局長案件中，行賄者就未被追究刑事責任，其負責人甚至幾乎都以證人的形式提供了證言。
　　劉春泉認為，要根治企業尋租，就要考慮從立法方面進行修改。比如一旦查出企業行賄，就判之前因行賄等尋租行為獲得的合同無效或者可以撤銷，已經履行的合同讓別的公司承接，或者重新招標，甚至讓企業將此前已經獲得的利潤返還。“否則該賺的錢照樣賺。如果有這樣的法律規定，還可以鼓勵其競爭對手去舉報企業的尋租行為。”
　　另外，劉春泉也指出，現在有些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很大精力都用在了為了個人利益搞定政府官員身上，并不關心法制建設，而很多成熟的跨國企業，則將很多精力放在游說政府部門和立法機構，包括籠絡專家和學術機構，以改變公共政策上，比如微軟等跨國公司就通過贊助“商業軟件聯盟”，極大地促進和影響了中國軟件的立法，“而中國很少有企業家有這樣的意識，他們往往只關注自身或者短期利益。”
　　當然，鐘宏武也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并不是企業一個的責任，還涉及到媒體、公眾、政府一起凈化環境，“因為環境改變企業、決定戰略，而戰略決定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