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財政部發布了《關于企業加強職工福利費財務管理的通知》,重新界定了企業職工福利費用的范疇,規定將交通、住房、通訊等補貼納入工資總額管理,須繳納個人所得稅。
　　其實,關于交通、午餐費補貼等應交個稅,財政部早在今年9月的查稅風暴中就多次強調,甚至在今年中秋之前,有關人士表示,對中秋發放的月餅亦要征收個稅。很顯然,無論是今年的查稅風暴,還是近日出臺的 《關于企業加強職工福利費財務管理的通知》,都在繼續詮釋著財稅部門通過各種措施,確保完成今年財政收入增長8%的目標。
　　成效非常顯著,1~10月累計,全國財政收入58363.8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087.99億元,增長7.5%。其中,10月份全國財政收入6844.93億元,比去年同月增加1515.98億元,暴增長28.4%。此即意味著,今年財政收入完成保八任務也已成為定局。
　　在今年經濟困難、企業效益下滑、實施結構減稅和出口退稅等減稅政策的宏觀背景下,全國財政收入1~10月份不僅實現了正增長,而且增長速度遠遠高出企業效益的體現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長,既是奇跡,也很奇怪。很顯然,即使扣除成品油稅費改革一次性增收的因素,這種稅收增長的態勢和當前企業利潤下滑、經濟增速放緩、結構性減稅、外貿萎縮等基本邏輯是不相符的。
　　如果說今年9月份之前,財政部門基于支出的壓力,采取查稅等措施,提升財政收入的空間,這無可厚非。我們看到,前7個月財政收入依然沒有擺脫負增長的困境,在增加新的稅收遠水不解近渴的情況下,通過嚴格征管等,就成了最好的選擇。于是,在財政部門面臨增收的壓力下,年初政府工作報告確定的“結構性減稅”,悄然發生了變化。比如,6月,稅務總局大幅調整煙產品消費稅,而調整直接給財政部門帶來的收入是600億;8月,白酒消費稅計價政策調整,堵塞白酒企業避稅的漏洞;9月,查稅風暴開始從大型企業轉向中小企業;11月,對普通企業職工的個稅進行補充規定。
　　在經濟增長保八沒有任何懸念的情況下,這種“補稅”行為,其合理性和適當性都值得商榷。
　　其一,如果說交通、“飯補”等需要交納個稅是針對石油、電力等壟斷部門的高福利,只需有重點、有選擇地對這些行業開展不合理的福利費用清查即可,不僅針對性強,而且立竿見影,民意的基礎也很豐厚。
　　其二,中國經濟結構畸形的關鍵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均衡,財政收入連續數年20%以上增長,而居民收入增長卻低于GDP增長,擠壓了民間消費的空間,從而導致產能過剩等深層的結構性問題。
　　其三,這次通知所言的:企業職工提供的交通、住房、通訊待遇,已經實行貨幣化改革的,按月按標準發放或支付的住房補貼、交通補貼或者車改補貼、通訊補貼,應當納入職工工資總額,不再納入職工福利費管理;企業給職工發放的節日補助、未統一供餐而按月發放的午餐費補貼,應當納入工資總額管理。這個規定,只針對企業,對于真正享受高房補、高飯補、高交通補助的行政機關卻只字未提。也就是說,并沒有觸動這部分人員自身的利益,其歧視性和不公平性顯而易見。
　　筆者一直認為,當前中國經濟,表面來看是過于依賴出口和投資而導致的產能過剩,產能過剩的直接結果就是經濟結構的失衡。如果從深層來看,內需乏振、結構失衡的關鍵并非經濟體本身,而是因為資源配置的失衡和財富分配的問題,導致居民購買力與經濟增速本身出現了嚴重的背離。只有老百姓富起來,結構失衡才能徹底解決,內需乏振的局面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想辦法增加民眾的收入空間,來提高民眾的購買力,而不是通過增加居民稅收的方式,減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因此,筆者建議,首先,財稅部門應該對壟斷企業的高福利加大查稅力度,這是個稅增長的關鍵;其次,應該對一些企業主個人的避稅行為加大查處力度,事實已經證明,這一部分人稅收增長的空間完全取決于執法力度;第三,既然要對福利征稅,就不能只針對企業員工,而將官員排除在外。應該對全國行政機關的 “飯補”、交通補貼和其他不合理的福利進行清查,這才是重點和著力點。當然,眼睛盯著官員,盯著壟斷企業,工作難度很大,但遠比盯著普通民眾,對提高財政收入的意義要大很多。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