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楊偉民近日透露，中國政府目前已正式啟動了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研究編制工作。雖然世界經濟風云如何變化還難以做出準確判斷，但無論如何，中國決心對自身經濟結構進行重大調整已成共識。
　　事實上，早在今年9月28日召開的“十二五”規劃編制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發改委就督促各地加快起草“十二五”規劃，明確要求明年上半年拿出框架，下半年拿出草案。據稱，規劃編制將突出體現“統籌兼顧、創新驅動、綠色增長、共建共享”的原則。
　　既然要調整結構，當然首先就要搞清楚為什么要調整經濟結構。站在宏觀政策制定者角度，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例如，發改委列舉的幾條理由就包括：一是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很難再維持2007年之前10%以上的高增長，經濟增長面臨新的挑戰；二是中國長期以來社會發展滯后局面未得到根本性改變，社會和諧面臨新的課題；三是中國改革的環境、改革的動力發生了很大變化，深化改革面臨新的矛盾；四是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中國擴大開放面臨新的考驗。
 　上述理由不可謂不宏大，也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不免讓人覺得有些遙遠且過于抽象。如果僅停留于此，就認為已凝聚了共識，恐怕缺乏說服力。或許我們應當追問幾句：
　　其一，從企業的微觀層面來看，這些調整結構的理由與它們到底有多大關系？毋庸置疑，企業是結構調整的主體和市場經濟的單元，脫離企業利益的結構調整方案只能在計劃經濟時代存在。除少數中央企業外，多數企業在制定發展戰略時恐怕很難自覺上升到社會和諧、深化改革等高度，它們更關注的只是政策變化對當期和未來盈利有何影響，硬要讓企業去迎合政府思維不過是一廂情愿。
　　其二，從地方官員的角度來看，他們又是否有足夠動力去配合實施本地區的調整結構目標呢？大量研究表明，地方官員的激勵源于現有干部考核選拔機制，其中最關鍵的指標又是經濟政績。這就導致了地方政府在GDP與環境、民生等政策目標產生沖突時不可避免地會傾向于取GDP而舍其他。如果這種政策偏好的根源不能徹底清除，沒有一個綜合平衡上述諸目標的考核機制，“十二五”規劃編制得再周全也只能導致“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其三，僅有紙上的考核機制還不夠，從相關職能部門的角度來看，還有一個在面對強勢地方政府和國字號企業時，如何保證監管效率的問題。例如，“十一五”規劃要求2010年中國單位GDP能耗將比2005年末下降20%；此外，2007年發改委還針對各省級政府和千家重點耗能企業制定了單位GDP能耗考核體系。但“十一五”頭三年，國內GDP能耗僅下降10.08%，剩下兩年時間要補上另外10%，難度頗高。
　　因此，若“十二五”規劃編制時脫離這些實際因素和微觀基礎，單憑政府研究部門自上而下拍腦袋來確定目標，或僅靠審批權、發牌照來達到目標，其效果并不令人期待。
　　相對而言，企業微觀層次是最重要的一環。如果政策制定者能激發企業的內在需要，讓企業相信，結構調整在增進社會總體福利水平的同時，對企業也是有利的，那么它自然會主動響應產業結構升級號召，轉向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增長模式。而一旦企業有了這種內生需要，地方政府不作為和職能部門執法難等問題也將隨之而解。
　　以出口企業產業的結構升級為例。在全球經濟衰退之初，不少觀點認為，中國企業或將在此次危機中實現痛苦轉型。但眼下危機快結束了，這種現象并未大面積出現，這當然與保就業、保出口過程中實施的匯率政策和出口退稅政策有關。但要看到，這種做法只能救急，在印度等其他發展中國家人口紅利逐步上升的同時，中國卻由于老齡化加速和年輕人口比例降低，正逐步喪失在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領域的傳統優勢。除了匯率穩定的優勢外，我們究竟還有什么可稱得上是核心競爭力？這一升一降之間，遲早將危及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很明顯，這首先要求政府各部門之間對此形成共識，然后將政策信號清晰無誤地傳達給企業，使從低端走向高端成為企業自身的迫切需要。
　　說到底，這就是一個如何在官產學之間實現更充分溝通的問題。應當承認，即便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市場也絕不是萬能的，政策規劃有其存在價值。但既然計劃經濟時代的“五年計劃”已演進為市場經濟時代的“五年規劃”，那么在規劃目標的制定過程中，是否可以有更多方面的參與和互動，值得思考。

(作者系宏觀經濟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