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面對東歐劇變、國際形勢復雜多變的情況下，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了中國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由此，“韜光養晦”戰略成為中國的“根本國策”和指導中國外交的長期戰略方針。前駐法大使吳建民接受專訪時指出：“鄧小平留下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思想，至少還要管一百年。”
　　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閻學通則指出，金融危機已經使中國全面暴露在世界面前，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讓世界無法認為中國實力較弱。這種討論對中國的外交走勢無疑具有更為積極的意義。時下的中美關系不僅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更進一步地，中美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全球合作。那么，中國為什么不能全心專注于國內的發展而獨善其身，且中美合作為什么一定要走向全球呢？
　　首先，中美全球合作是實現和維護中國全球利益的需要。中國的快速發展讓中國第一次擁有了全球利益，涵蓋全球的政治、安全及經濟利益正成為中國國家利益中核心的一部分。因此，包括經濟、政治及軍事利益的中國國家利益已投射并正在涵蓋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再加上走遍全球的華僑群、國私有公司及集團等，及公民個人的涉外投資體、海外資源，中國政府面臨著保衛中國海外利益的安全越來越艱巨的任務。說得更具體點，哪里恐怖襲擊了，我們第一關心的是，有沒有中國人受傷；哪里墜機了，有沒有中國人！
　　如果先前在利益不夠大或明顯的情況下，中國還可以用外交辭令要求外國政府，甚至是第三國為保護中國海外公民或利益而合作，但現在越來越多的現實沖突已逼迫中國政府不得不直接出面干預及動用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具體行動去捍衛、實現中國的海外利益。中國外貿90%要依靠海上運輸，因此在此前不得已派出了三艘軍艦參與亞丁灣的護航，維護海上通道安全已經成為中國新的重大戰略利益。而在解救過程中，還得不斷依靠歐盟及美國的情報，但要真正解決索馬里海盜問題，中國不得不與美國等合作解決索馬里長達17年的內戰，恢復其國內的和平、秩序和法制！
　　其次，美國已不可能讓中國分享免費的“和平紅利”。在“9·11”之前，美國霸權只有一個成本，那就是給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秩序，即公共產品——霸權治下的和平。但在“9·11”之后，美國為了防止遭遇第二個“9·11”出現，必須全球駐軍、廣布情報網、扶持親美政權甚至在國內也要加強對某些公民的監控，這使得維護其霸權的成本顯著加大。美國治下的“和平紅利”，美國不愿中國免費享受了，也期待中國分擔責任。而長期以來，中國改革開放是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下進行的，美國的全球戰略成為影響中國和平發展的最重要外部因素。在這種形勢下，中國自身利益不能指望別人，中美之間合作不得不跨越雙邊，開始邁向全球。這就是說，中國的和平發展離不開與美國共同構建戰略互信，離不開與當今世界霸主美國的默契與合作。
　　最后，中美必須合作解決全球問題。7月27日，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當天，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和財政部部長蓋特納在《華爾街日報》聯合撰寫了題為《與中國進行的全新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文章，指出之所以舉行這一對話，是因為“很少有全球問題能由美國或中國單獨解決，也很少有全球問題能在沒有美國和中國參與的情況下得以解決”。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亞洲顧問李侃如在此次奧巴馬訪華前也表示：“全球性問題第一次轉入美中關系的核心。”這就是說，從恐怖主義到核擴散、從大范圍流行病到網絡威脅、從氣候變化到能源保障、從全球金融動蕩到極度貧困等21世紀的挑戰，都需要中美共同參與。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同樣認為如果“沒有中美聯合行動”，解決這些“世界上最嚴重的問題都將難以想象”。因此，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不斷擴散和蔓延，人類社會面臨諸多日益突出的全球性挑戰的背景下，中美合作必須走向全球。
　　總的說來，多年來，中國的對外政策一直秉承鄧小平的“不干涉”(noninterference)和“不對抗”(nonconfrontation)的“韜光養晦”的謹慎之舉——對內發展經濟，強身固體，對外近睦遠和，避免沖突。經過20年的臥薪嘗膽，務實低調之后，此次源于西方的金融危機則將中國被迫推到世界舞臺的中心，中國的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這就要求中國必須有所作為，要正確利用當前“形”與“勢”，塑造有利于鞏固中國大國地位的政治、經濟格局，而絕不能因為中國的改革不到位所導致的矛盾與問題重重，而錯失當前全球戰略布局的有利時機，無所作為，最終錯失百年來數代人的追求與夢想實現的良機。
　　此時的中國應該大膽地承擔相應責任，勇敢地面對與解決自身問題，毫不猶豫地推進中美從雙邊到全球的合作，在全球展現自信與風范，讓世界的天平再次向中國傾斜

（作者系國際問題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