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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調研組的報告顯示，四萬億投資中的保障性住房建設進度緩慢，截至8月底僅完成投資394.9億元，完成率為23.6%。這意味著，各級政府描繪的關于保障性住房的美好藍圖基本又成了望梅止渴的寓言。
在整個房地產業超乎想象的繁榮的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卻重回“空轉”境遇，無疑讓以民生為主題的四萬億投資計劃的民意評價大打折扣。在去年年底和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保障性住房的投資計劃高達4000億之巨。這說明，至少在政府的制度層面，關于保障性住房的重要性和政府在住房市場的職責已經不屬于一個爭論的話題。
然而，如果從制度建設層面考察，四萬億投資中保障性住房完成率只有可憐的23.6%，實屬必然。
其一，保障性住房缺乏資金保障。在中國的制度設計中，保障性住房屬于典型的“中央請客，地方買單”的公共政策。以今年國家下達的保障性住房建設計劃為例。全國共需投入1676億元，其中，中央投入493億元，占29.4%；地方配套1183億元，占70.6%。在地方投入占大頭的情況下，即使今年地方政府有大量的賣地收入，復雜的利益博弈和“保八”的政績使得地方政府依然沒有動力和積極性去投入保障性住房建設。
其二，保障性住房缺乏法制保障。據筆者考察，舉凡住房保障發達之國度，必是住房保障法律機制健全之地。否則，任何完美的住房保障計劃只是一句沒有保障的美麗的謊言。如美國先后出臺了《住房法》、《城市重建法》、《國民住宅法》、《住房與城市發展法》等，對住房保障作了具體規定；日本從1950年開始，先后出臺了《住宅金融公庫法》、《公營住宅法》、《日本住宅公團法》等40多部相關法律來保證住房保障制度的有效執行；新加坡于1968年開始實行的住房公積金保障制度，成為東南亞地區解決住房問題的典范。而縱觀吾國，迄今尚沒有一部關于保障性住房的法律制度。
其三，缺乏組織保障。建設部也好，國土部也罷，都并非專司住房保障重大之責的部門。他們不僅有自己的部門利益，甚至住房保障建設在某種程度上還和這些部門利益相沖突。而發達國家，一般都有專門負責住房保障的機構。比如新加坡在1960年就成立建屋發展局(HDB)，由其全權負責建造和分配向中低收入階層出售(出租)的公共組屋，并把居民住房納入中央公積金的保障范圍；美國則成立內閣級別的住房和都市發展部；我國的香港設有房屋委員會負責公屋的開發和運營。
在組織缺失的情況下，無論是經濟適用房，還是廉租房，都會有利益集團以制度設計不合理為名要求取消。
可以說，正是以上三大殘缺的存在，導致國家的住房保障建設成了一個永遠美麗而又無法兌現的政策白條。在無法制保障，無資金保障，無組織保障的困境下，地方政府毫無積極性，開發商乘機妖魔化經濟適用房，無良學者們則以所謂的市場化來誤導輿論。而世界各國房地產發展的歷史一再證明，單純依靠市場解決不了住房問題。因此，聯合國才將實現“居者有其屋”視為各國政府的應有之責。筆者建議，為使得以民生為宗旨的住房保障制度不淪為利益集團砧板上的魚肉，必須加快《住宅保障法》立法步伐，國務院盡快成立住房保障部門，同時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在保障性住房建設上的責任，并加大問責力度，為政府的公共政策贏得聲譽。否則，多年以后，我們仍將重復今天房地產市場火爆而保障性住房潦倒的尷尬。 |